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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控制与颠覆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在2012年7月号上以迪米特里斯·帕帕多普洛斯（Dim-itris Papadopoulos）、纳娅姆·史蒂文森（Niamh Stephenson）和瓦斯里斯·切阿诺斯（Vassilis Tsianos）于2008年合作出版的《逃逸路线：21世纪的控制与颠覆》一书为专题刊发了五篇文章，前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评论，第五篇则是该书的三位原作者针对前四篇文章作出的回应。《逃逸路线》主要从工人对流动性的期盼这一角度重写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历史，然后分析了当代流动移民、资本主义和生物政治之间的关系。下文为该专题中的第一篇导读文章，作者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讲师史蒂芬·舒凯提斯（Stevphen Shukaitis）。舒凯提斯在文中主要讨论了《逃逸路线》提出的“无形的政治”（imperceptible politics）这一主题。他认为，该书所说的这种逃离权利与代表的“无形的政治”采用了一种“拒绝工作与代表的自治主义政治（autonomist poli-tics）”，以适应新出现的后自由主义的政府治理形式，同时为人们“在控制型的治理制度之内、之下、之中和之前工作”提供了新的路线。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tle）曾说，每一位作家都同时在创作两本著作，其中一本只需用笔墨完成，另一本则需要在痛苦中用鲜血铭刻于灵魂之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梅尔维尔以当前的批判理论为题进行写作的话，他或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会说有些书不仅需要被书写两次，而且需要在构建、分解和重构运动的循环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重写。这倒不是说那些遭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事实刚好相反，对颠覆性的运动来说，有些问题总是不断显现，它们被痛苦地铭刻在反叛的灵魂之上，并不断要求给出解答。 　　比如，虽然《逃逸路线》一书对移民的自治问题、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工的斗争问题以及贯穿技术科学领域的冲突问题等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分析建设性地解读为对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劳瑞·泰勒（Laurie Taylor）在1978年发表的同名著作中相似主题的重述。我指出这一点并不会贬低这两部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价值，而只是想指出有关日常生活的抗争问题在今天是如何萦绕着我们的。并且，正如当??的科恩和泰勒一样，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在今天关心的话题依然是他们所说的抵御结构性停滞（structural stagnation）的问题。科恩和泰勒感兴趣的是，重复性的日常生活——那些所谓的“日常苦差”——是如何耗尽人们生活经验中的活力和创造性的。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种活力和创造性的丧失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故此才在研究中探讨从这种日常生活的多因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中逃脱出来的可能性：有哪些策略可以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局限中创造出不一样的自我意识、一个“结构秩序之外的自我”？这也正是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在《逃逸路线》中讨论的问题。对三位作者来说，这个问题在今天依旧和过去一样紧迫。在这里我们发现，两部著作的发表时间虽然相隔30年，却都致力于寻找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又渴望从中逃离。 　　那么，对这一逃逸路线——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西北航道——的寻找在今天进展如何？考虑到本专题的性质，我不打算从整体上对这部著作进行综述和讨论，而只会聚焦于如下问题，即：它是如何得出与变化着的治理结构和政治自主权相关的“无形的政治”这一概念的，另外它对今天的颠覆性运动又意味着什么？在众多已被提出和探究的概念之中，这或许是最直接和有用的一个，并且与诸如“底层政治”（包括那些“已逃往克洛坦”或仍然无法摆脱底层地位的人）等这些以前的概念以及近期有关暴动和社会隐身（social invisibility）的讨论相关联。像《逃逸路线》这样一本著作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如何使这一概念跨越了多个领域和地区，并且在一个广阔的自治主义框架内得以展开。 　　但什么才是“无形的政治”呢？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将它描述为“日常文化和现实的逃逸实践”的形式，它可以改变当下的时间状态和有形的身体能力。对他们来说，无形的政治拒绝对其进行绝对的或最终的理论化，它作为整体性而存在，并且由稠密的信任网络编织而成，其特征就是一种无目的性状态。因此，逃逸路线不仅从字面上来讲是从有劳动管制或边境管制的制度下逃离的路线，而且还意味着从代表制度中逃脱出来。这种逃逸路线是从权利（right）与代表（representation）的“双R”原则下逃离的尝试。初看上去，这或许有些奇怪，如果我们早已习惯认为社会运动的目的乃是为了从政府或其他地方得到认同的话。对《逃逸路线》的三位作者来说，这种对权利与代表的拒斥与他们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