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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是杂文功能 　　1961年9月，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在杂志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专栏名定为“三家村札记”，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三人共写了60多篇杂文。这些文章立意明确，开门见山，文字清新。一部分文章是从正面肯定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另一部分则针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揭露。在写作方法上，许多文章以古代历史资料为题材，以古鉴今，这是“三家村”杂文的重要特点，发挥了杂文特有的“投枪匕首”作用。1958年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到1961年，虽然党中央已经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左”的流毒仍然存在，或说仍然在发展。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相继提了出来，“三家村”正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刮共产风，说大话、吹牛皮的现象大量存在。“十五年超英赶美”， “水稻每亩可以产几万斤到几十万斤”等不按科学办事的空想，一旦成了决策，势必贻害无穷。邓拓为《三家村》杂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伟大的空话》——空话能称得上“伟大”，当然就不是一般的空话了。邓拓说：“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现这种讲空话的人。”邓拓担心的是把这种“伟大的空话”传给“我们的后代”，那就更糟糕了。从“大跃进”年代走过来的人，听到空话并受过空话的捉弄，自然记忆犹深。所以，邓拓非常友善地劝告“讲空话”的人：“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吴晗的《赵括和马谡》，指出赵括“学习兵法，说话头头是道”，却缺乏战争的实际经验，实际上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而马谡也是一个没有战争实际知识，也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却自以为精通兵法，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结果两人都打败仗被杀。吴晗由此引申认为这种卖弄书本知识、哗众取宠的人，“根据主观的愿望、想象去改变客观的实际，结果没有一个不摔跟斗的”。这番议论，哪里是在抨击古人，分明是在讲给现代人听的。 　　“三家村”杂文中另一类文章，是提倡读书和打基础的。《三家村札记》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古人的业余学习》，为吴晗所写，他指出“历史上有不少穷困的农民、穷人，发奋图强，克服困难，顽强学习，成为著名的学者”。他认为“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不懈的学习，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的”。作者在《三家村札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谈学术研究》，主要谈学术研究的方法，他不赞成凡研究史学、文学、哲学的，都从“十三经”读起。但他主张“无论是文、是史、是哲，都要打好基础，扎扎实实读完一批必需读的基础知识的书，这个过程逃避不了的。有了较广泛、深厚的基础了，第二步才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邓拓的《学习需要指导》，也力主读书要有指导，要打基础，作者要求报纸刊物能把一些好的书、古书的精华或外国科学资料介绍给读者，加强对各方面学习的指导。廖沫沙的《“蒙以养正”说》赞成《易经》中“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说法，认为从童蒙时代就施以正确的教育，是培养人材的基础。 　　谈知识、说风化、宣传历史的光明面，这些内容在“三家村”杂文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例如廖沫沙的《不叩亦必鸣》《志欲大而正欲小》《有的而后放“矢”》，邓拓的《有法与无法》《文丑与武丑》《植物猪肉》，以及吴晗的《论学风》《谈〈三字经〉》等。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中对邓拓的杂文作了这样的评价：“邓拓杂文”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这些杂文大多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杂文中没有对现实中某些消极面、阴暗面的否定。这不仅因为他也写有少量直接讽刺和鞭挞丑恶现实的作品，而且表现在他的杂文的共同基调是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精神……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的一种否定和批评。“三家村”中邓拓一家是这样的，其他两家虽然各具特点，思想深度和侧重点或许有所不同，但杂文的基调则大体上是相同的。 　　廖沫沙曾说，“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以无组织、无计划也无领导和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杆，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的协作集体为主要撰稿形式的杂文专栏。这样的说辞与事实不无出入。应该说，“三家村札记”作者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严肃的，不论邓拓还是吴晗、廖沫沙，他们开设这个专栏，目的都是伸张正义，歌颂光明，鞭挞消极、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因素。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棘手的问题：“三家村”杂文是否有影射现实。因为后来“四人帮”在批判“三家村”杂文时，指斥他们罪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影射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把“影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