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自己内心去拍”.docVIP

“按照自己内心去拍” 　　谈话嘉宾：王 苗（摄影家，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 　　陈小波（新华社高级编辑） 　　张惠宾（《中国摄影家》杂志执行副主编） 　　时 间：2013年4月17日 　　地 点：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一号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办事处 　　文字整理：段琳琳 　　“我遇到了几位国宝级的老师：吴寅伯、黄翔坤、罗哲文、王发塘等。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 　　陈小波：我之前采访过苗姐，当时你谈到在故宫初学摄影，在敦煌又拍了那么久，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你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你可以把摄影做到今天这个成就。这两段经历对你的摄影生涯特别重要。 　　王苗：故宫的经历对我的摄影来说是一个扎实的基础培训。1968年我从北京中学到山西临汾农村插队劳动。1971年病退回北京。1972年我二姨的同事、国家文物局的谢辰生叔叔介绍我到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义务帮忙。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和欧洲国家进行文化交往，拿一些文物出去做展览。这样就从文物局、文化部抽调了二三十个人，在故宫武英殿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我在那里没工资，每个月发我一张2.5元的公共汽车月票，天天坐公交车去上班。尽管这样，我干得很高兴。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位国宝级的老师：吴寅伯、黄翔坤、罗哲文、王发塘等。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 　　张惠宾：你当时主要做什么工作？ 　　王苗：我刚去的时候跟着周洁清师傅学做暗房，就是显影、上光、把盘子。周老师是从对外文委抽调过来的，专职做暗房。她在那儿放照片、曝光，我看着盘子，颜色差不多了就提溜出来。她看这小姑娘挺机灵的，就开始手把手教我，后来我可以自己放照片，暗房技术慢慢也学会了。 　　张惠宾：这之前你接触过暗房吗？ 　　王苗：没有。但在干这个之前，我自己拿相机玩儿嘛。我家在建工部大院，楼上住的是于建英、金伯宏，金伯宏在故宫当摄影师，经常背着摄影包进进出出，给小姑娘拍照，说摄影的事儿。我们一整个楼的孩子都受他的影响，觉得摄影好玩。当时我父亲和未来公公凑钱给我买了一台360块钱的佳能相机，相机的测光表是在镜头周边的一圈亮珠子，特别好玩??，可惜后来给丢了。我就在家里天天鼓捣照相，买论斤称的国产相纸，给身边的弟弟妹妹拍照片，拍完之后自己在屋子里拿小盆子洗照片。这技术是自己瞎练出来的。 　　陈小波：在故宫你摸相机吗？ 　　王苗：摸了。学会暗房技术之后我开始跟着老师傅们拍照。每天把珍贵的文物从库房领出来抱到拍摄室，那时没人管，就那么抱着放在桌子上。那些瓷器打了灯光之后有反光的亮点，用肥皂水抹吧抹吧拍出来，就不反光了。 　　张惠宾：杨浪写给你的文章里有句话特别好，“懂摄影者莫若晓工艺”；侯登科当年也是非常注重摄影的工艺性的。我觉得你在故宫的经历奠定了这个基础，甚至心态和姿态跟这个也是一致的。 　　王苗：跟着老师傅们拍照，空间技术上的东西学到很多。比如布光，一个静物用什么样的光才能打出立体感，而不是只在正面给它一个光，平平的。他们布光时一丝不苟，一般打四五个光。那时没有遮光板，就用灯泡和白纸，亮了遮一下，暗了用白纸反一反，非常原始。当时相机也是林哈夫，4×5的页片，摆好三脚架，一点点打好光，然后蒙块黑布在里面对焦，就是这么拍的。 　　陈小波：故宫和敦煌的经历使苗姐的摄影之路，甚至是生命之路都走上了一个很正的方向。你从那些国宝级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摄影，还有做人、做事严谨而职业的态度。 　　王苗：对。在故宫拍文物的时候，你把它摆在那儿，用相机构图，一定是文物底下少一点，上面天空多一点，两边居中，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特别严谨的构图。影响到后来我拿相机再去拍任何照片的时候，我一定在取景框里构图，我不会随意拍下来然后再裁。这也是后来我习惯用变焦头的原因，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习惯在取景框里构图的时候拉来拉去，有深度、有用意地表现对象。这种构图的严谨也影响到我后来的艺术走向：我在取舍和拍摄时，更注重人物在画面里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你看我后来拍的照片，好像在布局一幅油画，人物只是画面里的一个点缀。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去捕捉人物生动的表情，去营造人物动态的东西。在这方面我是缺失的。这与我初学摄影时拍静物有关系。 　　“当一个人在这个年纪承受了这么多劫难的时候，你这一生当中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陈小波：后来你去了文物出版社？ 　　王苗：对我来说挫折是不断的。在武英殿还碰上这么一档子事，武英殿里除了文物组还有书画组，书画组可以裱画，我二姨的好朋友柯犁叔叔托我把黄永玉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的“猫头鹰”拿去裱起来。然后出了“黑画事件”，就批黄永玉。我也被“告发”了，结果柯叔叔就把画烧了。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大家都处于那么一种互相揭发的紧张氛围中，我也变得沉默寡言。所以我在那儿工作两年，对我那么好的叔叔阿姨，还有带着我在暗房洗照片的周师傅，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