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美学问题.docVIP

“样板戏”美学问题 　　李松带来了他的书稿《红舞台的政治美学——“样板戏”研究》，嘱我写序。我搁置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发酵出来一些想法再写，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绕弯子，直接写所感所思就行了。 　　李松是我所带毕业的博士，我的专业是文艺学，但是当时文艺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他是我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二级学科招收的博士生。当时告诫李松等三位我所招收的博士生，以后的毕业论文选题要在现代、当代文学的范围，而其研究的理路尽可能靠近文艺学，因为毕竟我是文艺学专业的，论文指导方便一些，而且这样来写毕业论文或许可以有些特色。李松毕业论文写的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即“文革”之前的文学所涉及到的文艺政策、文艺评价标准、文学创作的走势等方面，在这一思考中，在“文革”中尤显突出的“样板戏”就自然成为了关注点。但是囿于论文篇幅和时间，“样板戏”问题研讨不能展开，我就提议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对于我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样板戏”都非常熟悉。在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9年召开九大，很多文艺作品被禁，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就只有“样板戏”，和偶尔进口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7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新作问世，但也都是秉承“样板戏”的“三突出”等原则，甚至在陆续开禁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述中，也都沿袭“样板戏”的两大敌对阵营塑造的思路，譬如《红楼梦》也都要搞出其中的政治营垒一类。“样板戏”与我和我的同龄人的青春记忆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毁誉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愫交织其中，所做的评价不太可能客观。我个人的感受是，一方面，“样板戏”经过了集体的长时间的切磋，其中有创新的因素。譬如钢琴伴奏《红灯记》，把中国的京剧唱腔和西洋乐器演奏结合起来，在表现力方面有震撼性的效果；在《杜鹃山》的演出中，主唱人演唱时伴有助唱，达成了和声效果，这在中国戏曲中过去只有川剧采用。“样板戏”在京剧的唱腔中进行尝试，也是开拓性的。另一方面，“样板戏”作为文艺形式来创造的政治宣传品，在创作思想上严重教条化，如只能把正面人物作为舞台表现的核心，哪怕敌方处在有利位置也不例外，这就束缚了艺术表现的多方面性。 　　然而，要在学术层面来进行对于“样板戏”的研究，不能仅就我这样曾经具有的那个时代的切身体验，它更多需要的是学术训练和深入该领域的思考。就此来看，李松有两点突出的优势。 　　第一点是求学的经历。他在硕士阶段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阶段也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点接受培养，所学课程包含了系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而“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点，因此在研究“样板戏”过程中，可以结合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来看待。博士阶段李松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文艺学，这样加强了理论思考上的准备。博士毕业以后，他有美学的博士后进站学习经历，同时对政治学理论也有涉猎，把这样一些学习经历与本书标题中的“红舞台的政治美学”联系起来看，“红舞台”是关注对象，是文学学科的学习所涉及的，“政治美学”则在博士后的经历中也有了专门性的把握。如果说这样一些治学经历已经相当完备了的话，那么后来他还带着这样一个课题的思考，申请了去哈佛大学进修的计划，有幸得到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认可，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高级访问学者，打开了眼界，有了从国际视野来反思“样板戏”的可能。 　　第二点，是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李松自博士毕业以来，多年关注“样板戏”的研究，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十余篇。近两年来，先后出版了《“样板戏”编年史 前篇？1963—1966》（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和《“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 》（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1月），两本书加起来一千多页，内容相当丰富。然后还出版了《“样板戏”：编年与史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月），500多页。这几本书勾勒出了“样板戏”的基本概貌和一些研究的状况。应该说，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是一些比较深入探索的“点”，三本书则铺开了全方位搜寻的“面”，点和面结合，既有深入的探讨也有全面的把握。在这样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他这次拿出的书稿就是《红舞台的政治美学——“样板戏”研究》。 　　这部书稿一共八章，在我看来，第一章可以理解为全书的总论，提出研讨的着眼点；第二章和第三章相对具体一些，对“样板戏”的出台，它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内涵，它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等方面做了梳理；然后对“样板戏”的政治美学和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这两章作为对第一章总论部分思路的具体展开，各自体现了看待问题的侧重点，分别相当于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研究的内部规律方面和外部规律方面。再接下来的五章，则各从一个角度加以论述，依次是信仰与崇拜、伦理内涵、性和性别、仪式表征，每个方面看待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而这些不同方面又都对于揭示和解释“样板戏”的美学内涵有所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