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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人文特质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我们可以尝试从下面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和性质：一方面，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神话、巫术的影响，显得相当理性、成熟；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