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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探索与研究 　　摘要：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新时期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报告制度为各级领导干部筑起了一条廉洁自律的防线，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利于树立优良的党风政风。本文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现阶段我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执行中面临的实际障碍，通过对制度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提出了完善、落实该制度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重大事项报告；财产申报；反腐倡廉 　　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被证明是有效规范公务员行为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国际惯例。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逐步摸索建立相关制度。从1987年王汉斌秘书长建议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开始，到1988年的《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再到2010年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公务人员申报内容从单一的财产扩大到包括财产、主要社会关系、公务活动等在内的各类重大事项，财产申报也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发展为内涵更广泛的重大事项报告，这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一、我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 　　1.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 　　根据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93%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阶层，领导阶层中一些尚未暴露的腐败分子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腐败的受益者，支持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到现在仍无实质性的进展，其真正症结在于公务员群体对之缺乏认同感并由此产生实际阻力。制度变迁必然会造成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旧体制的受益者由于受利益的驱动极易对改革缺乏动力甚至转化为改革的阻力。 　　2.配套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反腐漏洞 　　配套制度不健全带来的问题在我国执行干部财产申报及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际过程中非常??出，例如，实名制并未覆盖社会所有金融领域，市场活动中大额现金活动频繁，监管存在困难；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作为物权法重要配套法规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尚未出台，这为财产转移提供了法律盲区；税收制度不全面，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也为巨额财产的漏报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相关的配套制度逐步完善并发挥实效，才能保证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其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3.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无法可依 　　我国《财产申报法》迟迟未能制定；2006年出台的《公务员法》又未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做出规定。2010年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是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廉洁自律的良好制度创新，但这只是部门规章而不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这只是党内的自我监督，而不是来自人民的监督。与法律的权威性、独立性和强制性相比，其稳定性不强、效力层次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原则性系统性不足、可操作性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以法律为手段来保障公务人员报告制度的执行。只有将相关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实施，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腐倡廉的预期效果。 　　二、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在我国，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确仍存在诸多障碍，甚至有学者总结出“维护隐私权论”“监督无效论”“成本过高论”“条件不具备论”等消极观点。然而，实施上的困难只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支持，不能成为报告制度的绊脚石。近年来，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日趋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完全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 　　1.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必要性 　　从国家对国民的责任而言，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可以直接加强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其从主观上有助于遏制一些公务人员的贪欲，使其在实施犯罪行为前“三思而后行”，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道德；客观上有助于社会大众了解公务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财产、婚姻等重大事项，避免恶性循环，有利于恢复公众对政治的信心。 　　从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而言，实施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积极履行我国所应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的必要途径。我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因此，建立完备的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也是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