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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平“永远报人”两岸情怀 　　去年底，当岛内一位朋友告知，台湾《联合报》副董事长刘昌平先生荣膺第四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时，内心的喜悦和感动油然而生。刘先生在岛内一向被尊为“新闻界的君子”、“永远的报人”，享有崇高的声誉，此次获奖应是实至名归。然而，他在两岸新闻与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付出与贡献，却让曾经受惠的笔者更感敬佩与仰慕。 　　文化基金会功莫大焉 　　上世纪90年代，两岸交流起步未久，资讯交流远未畅通。一次在接待台湾作家罗兰时，了解到《联合报》有一个很好的资助大陆学人的交流项目，让我十分心动。那时大陆学者赴台作学术交流还不是很多，在台停留时间一般也仅一个星期，而《联合报》这个交流项目则可在台停留一个月，还资助申请人往返机票、住宿及资料费等。其时我刚开始做台湾研究，很期盼能有这样的机会。 　　1998年初，我以“台湾文化寻根”为研究课题，向《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提出赴台作学术访问的申请。在基金会上半年举行的董事会上，我的申请案未获通过。后来我了解到，大陆学人申请该交流项目的很多，都排着长龙在候选，而基金会每年的交流名额也就几个，未获通过亦属平常。但我并未就此放弃，一方面，不断修订研究计划，使之更臻完善；另一方面继续与基金会保持联系，表达再接再厉的意愿。终于在下半年董事会上，迎来柳暗花明，并在年底得以成行。 　　这次“台湾文化寻根”申请案的办理，有两人助我甚力，令我感动与难忘。一个是《联合报》副董事长兼基金会董事长刘昌平先生，另一个是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她是天津老乡。刘先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孙越崎先生倡议举办的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我与刘先生先后在上海、北京、重庆见过三次面，虽然没有多少请益的机会，但刘先生谦谦君子的风度，却令我心生敬佩。当我的研究计划向基金会提出后，承蒙刘先生错爱，促成了这个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就在那次学术访问期间，我去他办公室拜访，表达内心感激之情，他却淡淡地说此事与其无甚关系，这更使我对其人格魅力深感震撼。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不时谆谆告诫我，做研究工作，不要先入为主，一切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这对我后来课题研究影响甚巨。 　　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学术访问机会。在岛内做了一个月文化寻根之旅，居然没有离开台北一步，这让许多人颇感惊讶。2002年笔者所撰近40万字的《台湾历史文化渊源》由九洲出版社出版，翌年荣获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刘昌平先生和基金会在其中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位知名教授在我访台期间曾对我说，现在在台湾也只有《联合报》有此魄力和格局，它是站在大中国的立场，看到了中国未来必然统一的趋势，是顺应历史潮流来做这件事的。 　　校园文化的有力推手 　　1987年11月以后，不少在台湾的复旦校友趁到祖国大陆探亲访友之际，特地到北京拜访了复旦公学（19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毕业的孙越崎老学长，彼此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密切联系海内外复旦校友。翌年秋，孙老就此事专门赴香港，进一步就复旦校友联谊之事征询海外校友意见。1989年3月，孙老正式向来访的台湾校友提议，每两年举办一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 　　1990年7月，身兼台北复旦校友会理事长的刘昌平先生，受众多台湾校友的委托，专程赴香港与孙景洵会长一起筹划，商定首届联谊会于12月中旬在香港举行。为使联谊会顺利召开，香港校友李达三及其他校友多人慨捐巨款，台北校友会也捐一万美元予以资助，刘昌平理事长则另捐一万元港币作会务经费。 　　当年12月14日，首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顺利举行，到会的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西安、厦门、哈尔滨、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校友150余人，97高龄的孙越崎老学长亲自与会。刘昌平理事长率台湾校友数十人与会，是出席人数最多的地方校友会。他在致辞时说，构建这样一个联谊平台很有意义，在两岸交流还不是十分通畅的情况下，“世联会”的举办为台湾校友提供了便利，台北校友会愿意为此多做一点实事。 　　在香港起步的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受到两岸复旦校友的热烈欢迎。此后“世联会”相继在上海、北京、重庆、济南、西安、郑州、深圳、无锡、南昌、芜湖、华盛顿、兰州等地举行了十多届，台湾校友会每届均有捐助，以支持各地校友会举办“世联会”。前几届“世联会”，刘昌平先生均身体力行，既出力又出钱，随着年事增高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他不再任校友会理事长，也不再走在校友交流的前沿，但他对校友会、对母校的情感，却始终未曾淡忘，更未曾忘怀。 　　台北校友会与天津校友会，也有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那时我任天津校友会副会长，每次去岛内作学术访问，必定要去《联合报》拜访台北校友会理事长刘昌平先生，带去天津校友的问候，也带去天津校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