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中哲学”的合法性问题.pptVIP

引言：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一、“哲学”之界定 材料1：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此，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亦无不如此，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中国以往没有产生出科学，也没有开出民主政治，这是不待言的。说宗教，以基督教为准，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当真是一无所有了。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基本成分，中国皆无有，哪里还能说文化？（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引论》P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材料2：“哲学”在鲁汶大学是很重要的一门课：新生入学，都要求选修一门“哲学概论”。尽管名为“概论”，但这门课事实上将所有非西方文化的内容都排除在外。虽然这门课并没有被称为“西方”哲学概论，但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哲学就是西方的东西。因为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无须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没有一个中国的大学仅仅讲授中国哲学而不讲授其他哲学，更不必说在“哲学概论”的名称之下了。（戴卡琳〈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究竟有无“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 材料1和材料2集中反映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其主要缘由在于人类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它先进的科技水平与物质文明而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明确断言，中国没有哲学。但自二战后，罗素等一些西方哲学家一改西方学者传统、傲慢的态度，本着“不知盖阙”的务实态度，如罗素曾著有《西方哲学史》、《西方之智慧》(Wisdom of the West)，可见，他并没有无视东方哲学及东方智慧的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取决于对“哲学”的界定，如果存在“中国哲学”，那么，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有何特质及特点？ “哲学”是一个译名，其西文原字出于希腊，本是爱智的意思。19世纪日本学者西周从西文翻译过来，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1848-1905）首先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 古今中外，不同的哲学家从其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分别对“哲学”一词作出了自己的界说，真可谓莫衷一是。 西方哲学史上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约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回答：第一个阶段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古希腊早期思想家们的回答：哲学是爱智，即一即一切，人与万物融合为一。 第二个阶段的回答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几千年的传统哲学的回答：哲学是把存在当作独立于人以外的概念来加以追求的学问。 第三个阶段的回答是黑格尔死后现当代哲学家们的回答：哲学是讲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学问。 这三种界定都是关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整体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都是广义的哲学。 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没有哲学这个名词，当然也没有对哲学的明确界定。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一般是把哲学界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的学问。 牟宗三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P4） 张岱年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中国哲学大纲·哲学与中国哲学》P3，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张世英说：“我以为哲学应是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为目标之学。”对于这样的界定，他解释说：“我对于哲学目标的这一界定，意在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和西方现当代关于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思想同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想结合起来。”（《哲学导论·导言》P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简言之，哲学主要是对人本身以及人与世界之关系等一系列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给以说明和解释的学问。 二、哲学与文化之关系 文化作为哲学范畴具有十分广泛的涵义，既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也可以作狭义的解释。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即一切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事物或所有被“人化”的事物。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中华民族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在华夏这块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存，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与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共同汇聚成人类文化之长河，它们同是人类智慧之树上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既然我们承认中华民族存在着文化，那么，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哲学，其存在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即慧命所在。（参见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我们这样说，基于哲学乃穷究宇宙人生真际之普遍性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