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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产品形式与意义问游移 　　摘要：本文以“快乐男声”选手“伪娘”刘著为个案，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出发，运用符号分析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大众文化中的“伪娘”现象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伪娘”形象在电视选秀中的呈现，既不等同于单一的音乐表征，也不是性别错乱的简单展示。“伪娘”刘著女性化的音乐风格及身体行为，由节目制作方掌控的评委点评、短信互动、主持人主持等情境填充过程，引导受众挖掘被音乐袁征的形式遮掩但又与其相随相伴、相互纠缠的性别颠覆意义。“伪娘”刘著的个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大众文化绝非强加给受众狭隘唯一的感知，而是以暧昧的方式，诱导受众在形式与意义间游移，获得双重的意指感受。 　　关键词：大众文化产品；形式；意义；音乐表征；性别颠覆 　　中途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肖琪杰，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001；王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2010年，因“男扮女装”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快男选手刘著，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伪娘”现象的关注。一时间，学术界也掀起了探究“伪娘”的个性表达与其引发的社会纠结的风潮。一部分学者以性别错位的视角探究“伪娘”现象形成的原因，一部分学者在媒介视阈下研究“伪娘”的社会身份矛盾，另一部分学者从媒体炒作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今电视节目出现的“中性风潮”。与这些探究“伪娘”的性别错位、身心矛盾与媒体炒作的研究思路不同，本文将以“伪娘”刘著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生产的分析角度，将“快乐男声”选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考察节目组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以何种表征形式向受众呈现“伪娘”的形象？节目组如何通过概念化的引导方式对刘著的走红“推波助澜”？“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赋予刘著这一“伪娘”形象以引导性的隐含意义？在大众文化的“伪娘”风潮中，“快乐男声”这一选秀节目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何种属性？ 　　本文将以刘著参加的2010年“快乐男声”成都唱区海选、120进50复赛、50进35复赛???35进25复赛这四期电视节目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借助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分析路径，补充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通过概念化的引导过程塑造出具有双重属性的“伪娘”形象。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产品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的游移与暖昧关系。 　　一、音乐的表征：选秀节目的表层呈现形式 　　“伪娘”刘著呈现给受众的表层形象是一种音乐的表征。刘著在“快乐男声”节目中并不是单纯地以“花瓶”的形象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成功晋级成都唱区35强，除了受众的热议、媒体的炒作等因素之外，自身的音乐实力也不容忽视。在研究选秀节目中的“伪娘”形象时，如果研究者脱离了选秀节目所呈现的音乐的表层形式而片面地纠缠于对“伪娘”形象的性别颠覆意义的强调，无疑会得出“一叶障目”、“管中窥豹”的结论。音乐的表征形式恰恰对性别颠覆形成了某种遮掩与迂回的中介，离开了作为载体的音乐形式，隐藏的意义也无法得以浮现。 　　（一）音乐把关：评委的中立化策略 　　评委并非脱离于电视台、选手之外的独立自由的第三者，而是直接由电视台聘请并领取报酬、与节目组密切相关的选秀节目的生产参与者。评委的一言～行、一举一动并不随心所欲，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节目组预先设定的种种规则制度，必须符合节目制作的大方向。因此，评委们在选秀过程中的点评，不仅代表着其自身的观点，也同样折射出节目组的态度。 　　在刘著参与的这四期“快乐男声”节目中，评委有：安妮玫瑰、山河、丁薇、巫启贤、彭佳慧。通过对四期节目的简要内容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伪娘”刘著的表演，几位评委都试图在外显的层面上有意识地将点评的重点局限在咬字吐词、现场效果、节奏把握、舞台表现上，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综合考察来衡量刘著的音乐素养，并试图为刘著下一阶段的演唱技巧的改进提出专业意见（表1）。 　　作为选秀节目中审视选手音乐才能的“把关者”，即便是对于刘著这样一位极富争议性的“话题”选手，评委们都敏感而又有意识地试图聚焦于音乐的表层形式，以演唱的歌曲质量作为点评的重心，从而凸显选拔选手时所持有的音乐价值取向。然而，评委的评论是否只局限于表层化的音乐演唱技巧？是否只以音乐造诣作为刘著晋级的依据？是否会对“伪娘”刘著隐含的性别颠覆意义视而不见？本文将在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二）音乐选秀：节目制作方的正式化宣称 　　“快乐男声”被节目组预先设定为一场音乐的“盛宴”：以声音的好坏作为选手展示自我的载体，以音乐的高下作为选手晋级的依据。2010年“快乐男声”的宣传口号为“一唱成名”，虽然实际选拔是综合考虑演唱技巧、选歌创意、选手气质等多种因素，但节目组始终宣称，音乐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