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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合理边界 　　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在城市化运动中，由“征地”、“拆迁”等带来的“群体性事件”使干群矛盾不断激化，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究其根源，就是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没有合理边界所致。“征地”、“拆迁”等事件中的暴力执法和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权利的事件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如何有效破解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困境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法律依据、利益相关者、利益范围、权力与责任和约束力五个方面探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合理边界，以期找到破解困境的思路。 　　一、限制根据：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法律依据 　　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法律依据，必须从“法律渊源”的源流上去探讨。“法律渊源”最早是在古罗马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并在法学发展到较为精细的程度才出现。其拉丁文源头是fons Juris，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法律渊源概括出了古罗马法中哪些规范可以作为法官的裁判规范；二是法律渊源既是对国家制定法作为法官纠纷解决依据的肯定，也是对国家制定法以外的规范能够作为法官纠纷解决依据的认可（彭中礼：《法律渊源论》，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7-35页）。古罗马时代要求法官站在“适用”的立场确定法律渊源，法律、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等成为那一时期的主要法律渊源，法律渊源的多样化证明，古罗马时期立法主体呈多元化。其实“法律渊源”是个实践性很强的概念，西欧中世纪丰富的法律实践足以说明这一点。立法、判例、衡平法和习惯作为西欧中世纪的法律渊源在法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换句话说，只要是具有司法适用意义的规范都成为西欧中世纪的法律渊源，而且它不仅仅只是“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司法适用的材料来源，也是一种法律体系。西欧中世纪法律渊源的最大特点就是司法适用性和法律体系性的有机结合。因此，西欧中世纪的法律渊源糅合了民众的需求、法官的智慧和立法的力量，立法主体呈多元化，法律渊源呈多样化。近代时期，由于理性主义、法典化趋势、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法律渊源概念发生了变异，立法主体单一化代替了立法主体多元化，立法权的过分集中，使制定法强行成为唯一的法律渊源。 　　依我国行政法实践，本文采用古罗马时期和西欧中世纪的法律渊源的原意，将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法律渊源范围列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法律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民间习惯法、判例、政策，等等。它们之间的效力遵循上位法高于下位法原则。原因是法律渊源要呈现立法主体多元化，且具有司法适用意义，将立法主体多元化的思考注入具体的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法律渊源，有利于解决类似“征地”、“拆迁”等实践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有利于弥补公其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立法不足，为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提供合理的法律依据。 　　二、利益相关者：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主体 　　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公其利益限制工人利益的主体，亦即法律上的主体，通俗讲就是谁有权限制和谁被限制的问题。公其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主体，指的是行政法上具体的公共利益涉及的主体，包括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国家、行政机关和自然人，包括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之行政相对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其实，这里的行政机关只是国家的代言人，在具体的公共利益案件中充当了“公共利益”主体——国家和“个人利益”主体——个人之间的“中人”角色，代表未出场的国家出场，其功能与作用是确定具体的公共利益所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并有调解、担保等功能，且对国家与个人签订的相关契约履行承担连带责任。换句话说，政府的在场补偿了国家的不在场，人格化只是“中人”的功能之一。这里一定要把私法中的“中人”与公法中的“中人”区别开来，私法中的“中人”只是交易的民事主体双方的连线人，他不独立代表任何一方，而这里的“中人”属公法中的“中人”，单独代表国家出场，并承担国家应承担却无法承担的所有责任，比如拆迁中的补偿责任、诉讼中的应诉责任、恢复原状责任等。 　　三、利益范围：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适用客体 　　所谓“利益范围”是指公其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适用客体，即法律上的客体。关于法律关系客体，法理学界有三种观点：“社会关系客体说”、“利益客体说”和“权利客体说”。本文采用“权利客体说”。“权利客体说”主张“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高健；“法律关系客体再探讨”，《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第121-126页）。公共利益限制个人利益的适用客体包括四类：一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基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财富；二是物；三是非物质财富；四是行为结果（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