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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普法活动探究与转型 　　从“一五”普法启动至“六五”普法，这场声势浩大、每五年为一个周期开展的全民普法活动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到“五五”普法结束，全国共有8亿多人次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这场自上而下的“普法运动”使我国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得到了广泛宣传、普及，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然而，由于普法成效本身不太容易评价，如何评判普法成效以及进一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普法的根源与价值 　　作为一项有目的、有计划，以法制为宣传内容的社会事业，“普法”有其特殊的背景、模式和路径。 　　社会转型是普法产生的宏观语境。“文革”结束后，我国逐步重建秩序，进入到国家建设发展的崭新时期。民众长期所见多为非法治的情??，社会也一直处于非法治的状态之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亟需通过法制来“收拾局面”。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如何把法律交给民众，让民众了解、熟悉法律和法制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由此，“普法”开始登场，“一五”普法规划重点普及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等基本法律。“二五”普法重点突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200多部法律法规的普及。“三五”普法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四五”普法强调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五五”普法中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六五”普法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普法工作与时俱进，不断深入、不断调整。 　　有法不依是普法开展的直接原因。从普通民众率性而为，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到司法机关的渎职违法等，依法办事的习惯还没有养成，有法不依倒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天充斥于媒体的有法不依和知法犯法的情形不绝于耳。政府机关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大量的政策违反法律，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预示着“普法”的必要性和价值。 　　建设法治国家是普法肩负的使命。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法治是现代民主国家治国理政的普遍方式。党的十八大也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普法实践证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在实践中，普法也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不断进步，成为中国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代中国普法的效果与评价 　　近30年的普法活动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体看来，普法的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显性效果。普法架起了法律走进公民生活的桥梁，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公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国家法治不断进步。二是隐性效果。表现为普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制保证，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法制保障。 　　普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治启蒙和法律知识的传播，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有了提升和转变。无论是刚走出“无法无天”时代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法治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当下社会，“普法”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使命。我们要正确、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普法工作，关注重点，发现问题，研究推进方式。 　　正确认识当前普法工作的历史方位。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公民法律意识的成长与法制建设的步伐还不能完全相适应，作为公民法律素质基础性环节的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尚需进一步培育。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以及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如何将依法执政的意识转化为执政的具体措施，如何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早期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法律常识，现在的关键是让公民正确理解法律，不断增强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依法办事、依法维权；早期法制宣传教育侧重于提高个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现在要将重点放在依法规范公共机构和组织的行为，尤其是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方面；早期的法制宣传教育突出地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动，而今各级党委、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法治化程度的关键，而如何促使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也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所需要致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准确把握当前普法工作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有：第一，普法工作实效缺乏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