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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纸上社会印记 　　【摘 要】新闻史作为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从本源上看，新闻史兼具史学基本特征，适用于史学研究方法。本文以对两份重要报刊的研究为例，结合史学研究视角来分析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新闻史 《大公报》 范式 《申报》 跨学科 　　一、新闻史研究历程 　　作为信息与舆论的传播媒介，新闻事业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因此，对于中国历史的各项研究，最终都绕不开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史也隶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是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①，1949年前属于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主要集中在通史、报刊史以及新闻人物传记上；建国以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新闻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出海峡两岸共同进步的特点；1978年以来则是新闻史研究的繁盛阶段，特别是重要刊物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纵观八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新闻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等同起来，新闻史变成了报刊史。就像学者李彬在谈到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现状时所说的：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帐，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②在其后的研究中，虽然有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内容加入，但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依旧如故，显现出严重的陈旧保守气息。除去新闻史本身编写的缺陷，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轻视思想发展探析的倾向颇为严重。 　　新闻史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古为今用”的思想却极难践行。对待新闻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里，灰头土脸；就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史的研究因为总是在固有的条条框框中打转而缺少了作为史的特点以及新闻这个学科的特点。 　　二、《大公报》与史学研究范式 　　在新闻史的漫长过程中，总有一些报纸和一些名记者绕不开跳不过。被密苏里新闻学院评为“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的《大公报》就是其中之一。在关于《大公报》的研究中，“范式”两个字似乎是其撇不开的核心。 　　如库恩所言，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一结构的模式就成为“范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道，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单来讲，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前提。 　　80年代之前，《新华日报》将《大公报》定性为“小骂大帮忙”，之后在改版为《进步日报》时，发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是一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报纸，导致否定《大公报》成为舆论的主旋律。这种以是否具有先进的斗争性的评价基点，被称为革命化范式的逻辑。就是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归结为两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构成革命化范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发点”。这是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学的方式研究新闻史的发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于，仅以党报和革命报刊为主，忽视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对新闻事件和任务的评价以阶级分析、革命判断为标准。可以说，在这种范式之下，我们确实走出了史学本身，却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涡里。 　　直到80年代之后，方汉奇“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④，才开始扭转革命范式下的一边倒评价。这时候，现代化范式开始出现，史学开始以世界为主题构建中国近代史，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称为一个从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观念，将新闻史的发展放到了整个社会当中，开始关注民营报刊和报人以及当时的社会。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⑤。民族国家范式出现并开始在研究中渗透，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历史。新闻史研究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其核心思路变为追寻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过程，突出的是认同感，强调的是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认同。 　　在这些范式的演变中，出现变化的是研究视角，就像史学研究开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