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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文学(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强化在台殖民统治，大力推行同化政策，作为文学载体的汉语言文字被禁用，文学发表阵地被铲除，台湾新文学运动陷入低谷。 　　1939年，任职《台湾日日新报》学艺部的西川满，伙同诗人北原政吉成立台湾诗人协会，并发行《华丽岛》诗刊。因受到当时年轻诗人与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促使西川满将台湾诗人协会改组为台湾文艺家协会。作为协会机关杂志的《文艺台湾》在创刊号跋文中这样写道：“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2月以来的悬案台湾文艺家协会，由于在台官民有志者、《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民报》两社学艺部，以及各种文化团体积极的支持，期望纪元2600年(日本纪年法，即1940年)时能成立，故创刊《文艺台湾》。协会不只是促使会员相互亲睦的社交团体，还要跨出一步，自己出刊文艺杂志。在台湾这简直是特殊情形。我们深信如此才能提升台湾文学。” 　　对于该协会成立的由来，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尾琦秀树认为协会初期是一个文学家自己的、自主的联谊团体，尽管其后协会倾向转变，但创立初期的协会并不同于此后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和“台湾文学奉公会”。但台籍作家龙瑛宗在其随笔《“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一文中则强调应注意跋文中“在台官民有志者”、“纪元2600年”、“台湾的特殊情形”之用语。他在文中如此写道，“台湾人的作家们在决战与“皇民化”的喧嚣声中，宛如京剧中的小丑般，鼻尖涂白、动作滑稽地手舞足蹈。实际上，其内心在暗自哭泣吧”。 　　在强化殖民统治的时局之下，从事印刷出版、经营文艺杂志极为困难。西川满以手工方式出版《华丽岛》日文单行本，而被禁止用中文创作的台籍作家则根本找不到印刷的场所。1940年1月1日创刊的综合性双月刊《文艺台湾》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台湾作家发表作品的愿望。当时该杂志的编委几乎网罗了在台湾诗歌、小说、评论到民俗学、政治学领域的知名文化人。创刊之初，执笔作家除了西川满、滨田隼雄、新垣宏一、中村哲、中山侑等在台日籍作家之外，也吸引了台籍作家，如杨云萍、张文环、吴新荣、郭水潭与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龙瑛宗、周金波与陈火泉等人。当时刊登于《文艺台湾》的作品相当多元，除新诗、小说、剧本、评论等新文学创作之外，尚有属于日本传统文学范畴的短歌、俳句，以及民俗、绘画、版画等各形态艺术创作，大多取材于台湾。《文艺台湾》创刊后，曾在其扉页印有“决心以文章报国”的字眼，但在文中却看不到这类文章，编辑依旧坚持艺术至上主义。尾琦秀树认为，杂志以这样的口号是为了缓和时局之下殖民当局可能的责难。 　　1941年2月，因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介入情形发生转变。台湾文艺家协会重新组建，改为文艺台湾社。西川满继续担任发行人兼主编，刊物以同人志(源自日语，指持有相同爱好者)、月刊形式继续发行。这年5月，以张文环为首的一批台籍作家，如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宣布退出协会，成立启文社，并创办季刊《台湾文学》。因汉文被禁用，台湾作家在这本季刊上发表的作品皆用日文写成。而以西川满为中心的作家则继续出版《文艺台湾》。为何形成两个文学团体，思想上有何差异，学界的论述也是各有不同。作家黄得时认为分歧的原因在于，协会内部一派排斥台籍作家，另一派则主张包容台籍作家。尾琦秀树认为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他认为冲突的原因在于文学创作思想的不同，最后导致两个文学组织的互相对立。作家龙瑛宗的话语或许更为中肯，他认为“在殖民地安居的日本人希望在粗俗的台湾也能看到开出日本文学变种的花。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是同化政策，这样的空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里要提及一些时代的背景。实际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在台湾总督府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防止台湾民众心向祖国。1937年8月16日，殖民当局发表告谕，要求台湾岛民认清战时体制的严重性，不可掉以轻心。同月24日，召开地方长官紧急会议，同时将临时情报委员会改为情报课。1940年10月14日，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成立后，日本开始在各殖民地推行战时新体制运动，如朝鲜组织“国民总力联盟”，关东州组织“兴亚奉公联盟”。台湾则于1941年4月18日设立“皇民奉公运动准备委员会”，隔日成立“皇民奉公会”，总裁即台湾总督。该会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媒介，强力推行“穿国民衣，改国民姓，用国民语”的“皇民化”运动。殖民当局一方面利用月刊《新建设》和机关报《台湾时报》及时事问题解说、“皇民化”读本加强对台湾人宣传，另一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掀起“内台一如”、“皇民练成”论述，宣扬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便可成为“真正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