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贵州建省.docVIP

文化视角下贵州建省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建立贵州行省，不仅有军事的动机，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明初贵州行省的建立是中央“大文化”与地方“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就“大文化”而言，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以及儒家文化“大一统”思想统治地位的重新确立，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巩固提上了日程。在“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下，明王朝意识到了贵州地域稳定的重要性，加强贵州地域的控制和治理逐步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视野。就“小文化”而言，贵州行省的建立与贵州文化的发展始终紧密联系着。在贵州建省前夕，以土司文化为主流的贵州地域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黔东北、黔北和黔中等广大区域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贵州行省以及贵州地域版图的完善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在明初“大一统”思想的价值诉求下，在儒家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建立贵州行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建省前夕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 　　建省前夕，贵州地域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形成了以土司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体系，在黔东北、黔北和黔中等贵州局部地区，统一的文化区域空间已经基本形成。其中，黔东北和黔中区域文化空间，构成了贵州建省初期的地域版图。之后，黔北及其它地域划归贵州，进一步充实了贵州的地域版图。 　　以思南为中心的黔东北地域文化空间，凭借乌江水系的有利条件，较早与内地发生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深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该文化空间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长期位居贵州前列，成为贵州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自隋至明初800多年里，黔东北地区总体上是处于田氏土司的统治之下，随着田氏土司势力不断发展，统治范围不断地扩大，至元末明初，田氏土司已经发展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土司之一，其统治范围包括今黔东北地区、黔东地区、黔东南地区，影响到整个武陵地区，波及到今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田氏土司势力强大，统治时间长，范围广大，臣民众多，影响深远。 　　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域文化空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黔之腹、滇之喉之称，辐射范围包括今贵阳、安顺、毕节、黔南等地。该文化空间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受到中原文化和先进耕作方式的影响。汉代，与中原在政治上、军事上关系日益加深，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元代，开始形成集镇。贵州建省前夕，黔中地区主要是宋氏土司和安氏土司统治，属于贵州宣慰司统辖。奢香统治时期，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进一步维护了土司地方政权的统治，促进了黔中地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中原先进文化在黔中地域的传播，推动了地域文化的新发展。 　　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域文化空间，历史上称为播州，毗邻四川，深受巴蜀文化影响，是贵州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期间，黔北地域文化空间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杨端入播，唐朝庭赐封杨端为播州侯，永镇播土。经宋、元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杨氏土司世袭统治播州。杨氏治理播州，设有学校，崇尚儒学，用儒家思想教化播州土民，因而文教大兴，人才辈出，部分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通过参考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出现了儒学传播的繁荣局面。 　　“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在贵州的实施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历朝统治者均将“大一统”思想确定为治国的方略和指导思想，充当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 　　朱元璋也不例外，曾明确宣布：“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为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励创办学校以传播儒学，通过改革选举制度选拔儒学精英人才。明统治者还将“大一统”思想的价值诉求渐次向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住居地推进，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具体就贵州而言，明初“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设立卫所制度；奖励归附土司、加强土司子弟及其臣民的教化；创建学校、传播儒学等。 　　明洪武四年（1371），建立贵州卫学，之后贵州前卫学、普定卫学相继创办。洪武二十五年（1392），贵州宣慰使安的入京朝贡，朱元璋令其办贵州宣慰司儒学，并为之选派了学官。明成祖统治时期，继续推行兴教设学政策，不仅重视对贵州驻军官兵及其子弟的文化教育，而且重视贵州土司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重视加强儒学在边远地区的传播。司学、卫学和儒学的兴起，扩大了中原文化的接受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驻黔官兵子弟的读书要求，提高了土司子弟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儒学在贵州地域的传播。 　　优待贵州土司是明王朝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举措。对归附明朝统治的土司，无论大小均给予奖励，或原官授职，或给予提升，使之务得其所。贵州土司每次到都城贡马献方物后，都有丰富的赏赐，有时还能得到皇帝召见。《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兵威远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归附，即念以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