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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三个有力概念 　　[内容提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政治民主创造条件。然而，很多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改革并不一定会导致向政治改革的过渡。与那种认为亚洲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就必须接纳新的价值观的看法不同。亚洲领导人宣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本文重新审视了亚洲的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和重叠、但又彼此不同的概念（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基础之上。 　　[关键词]文明 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 亚洲 　　许多有识之士相信，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将会证实这样一个理论：成功的经济增长能够为政治民主创造条件。20年来这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人们期待着，民主的到来将不再遥不可及。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打破了它们的一党独裁传统，变成似乎是真实的民主体制。它们的成就给中国和经济正在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带来了走同样道路的希望。然而，这毕竟只是众多的现代化理论所暗含的一种期待，其中包括如下假设，即通过促进经济的发展，外国经济援助将为传统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变创造条件。 　　然而，从新加坡到中国，这些国家当前的实践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平稳过渡，而且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发展顺序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一定是理想的。与20世纪前2/3的时间里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即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进步，亚洲社会必须接纳新的价值观）形成对比的是，现在这一地区发出的声音宣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在不存在与多元民主相联系的个人主义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根据这些看法，既然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样被认为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反对党上台执政仍然被看成是一种例外事件，那么，重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特征作出判断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或许亚洲的价值观是独具特色的，而且，紧随1997/1998年金融危机（危机使得被广泛宣扬的经济奇迹的稳固性受到质疑）之后，亚洲的经???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困惑。那些急切地想要抢先宣布出现了新的发展范式的人们已经宣称，荒谬的是，亚洲的民主可能是其经济困境而不是其经济成功的结果。 　　考虑到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所有不确定性，那么，这正好是一个重新思考亚洲国家中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恰当时机：它们是否给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超越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概念框架，并且它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相互关联和重叠、但又彼此不同的三个概念——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之上。 　　每个社会都有其确保社会秩序的文明规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转正常的社会，从而防止混乱、无秩和无政府状态。根据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证实了社会成员之间至关重要的信任水平，这一信任水平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社会资本建立在文明规范之上，它是民主的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下一个阶段。最后，公民社会由多种多样的自治的利益集团组成，这些利益集团能对政府施加压力。公民社会的形成对于民主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这三个概念是建构民主理论的基石。文明涉及的是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相关的最一般的规范；社会资本决定了在集体层面形成共同体和实现国家的目标的可能性，而公民社会为各种利益的表达和集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这种表达和集合对于多元民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特有的文明规范要么促进要么阻碍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社会所积聚的社会资本的容量为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健康的公民社会反过来也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动力。 　　这些观念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有助于阐明如下这些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界线，以及个人和共同体的相对价值。这些概念作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发挥作用，它们不是孤立的变量而是相互作用的模式。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云，而不是钟。（这一说法来自波普尔的一个比喻，他为了说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以“云”来代表不规则的、无序的、不可预测的现象，以“钟”来代表高度有规则的和可预测的现象。——译者注） 　　为了尝试解释为什么亚洲形成了现有的道路以及为了预测未来亚洲的可能发展，我们必须依据这三个概念提出一些基本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文明标准是否鼓励了对观点的多样性的尊重并因而允许产生有建设性的政治竞争？它们是否鼓励了远离政治和对权威的顺从？它们的社会资本的类型是否与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信任协调一致，或者它更加符合稳固的独裁政权所共有的那种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健康的组织机构的出现是否有利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