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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高官身边人腐与治 　　晚清吏治腐败，已是一个定论。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武昌起义后清朝迅速崩溃，未始没有官员身边人的一份“功劳”。 　　清廷不是不知道官员身边人可能造成的危害，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有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等。如规定自总督、巡抚至州县官，不得在本省和与原籍相距五百里以内地方任职。在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范围很有限，五百里外的地方很难有亲戚朋友。晚清名臣张之洞是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他的父亲被分派到贵州做县官，两地相距遥远，在那里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关系，也就避免了亲朋请托徇私的可能。 　　但是，回避制度只能使官员部分地摆脱亲朋的影响，不能使其完全摆脱身边人的干扰。因为，第一，官员一般是带着家属一起上任的，仆从也多是亲戚和家乡人，他们难免有自己的私利。第二，官员身边还有其他协助办理公务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幕友，又称幕宾，俗称师爷，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私利。幕友是公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影响较大。 　　幕友的工作性质 　　幕友是清代政治制度架构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群体。说他们重要，是因为他们是官员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时不可或缺的助手；说他们独特，是因为他们不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职官编制序列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幕友群体的出现是由当时的体制决定的。按照清政府的选官制度，一般情况下，只有成功通过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即成了进士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但是，科举考试考的主要是对儒家典籍的掌握和文学才能，并不包括如何计算和征收赋税、如何根据法律条文和案例决狱判案等地方事务中那些繁杂的技术性的内容，而国家为之配备的下属官员又很少，例如在县一级，为县令只配备了县丞、主簿、典史等几名属员，即使是号称“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朝廷也只为他配备了区区11名属员。为了处理繁杂的公务，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聘用熟悉税收、律例、公文往来、赈灾等各种公务的专业人员“佐官为治”，这些人就是幕友。幕友只对聘用他们的官员（幕主）负责，严格说来，他们是在为幕主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他们是官员最主要的身边人。 　　为防止这一群体为非作恶，清政府作了很严格的规定，主要有：任何官员都不得聘用亲戚朋友做幕友；不得聘用任职省份或邻省五百里之内的人做幕友；幕友任期不得超过五年等等。同时，朝廷鼓励官员尽量自己处理政务和公文，减少对幕友的依赖。 　　应该说，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不乐观。特别是到晚清时期，这些规定不少成了具文。老实说，这些规定只是预防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不论是官员还是幕友，有的能比较好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官员能够约束幕友，幕友也能够洁身自好，有的则不能，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清中期名幕汪辉祖，他21岁时做了他岳父的幕友，此后34年间一直在江浙地区做幕友，至少违反了为亲属和在本省做幕友两项规定。但是他做幕期间一直谨言慎行，严守“幕道”，并将其做幕心得写成《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著作，提出幕友要“慎交”（交友要谨慎）、“勿攀援”（不要攀附官员和有势力者）、“择人”（要选择人品、官品均佳的幕主）三条原则，被后世尊为幕友行为指南。 　　曾国藩幕府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重臣，负责的事务既多又重，因此需要的幕友人数也多。他们的幕府中虽然不乏投机分子、贪渎之徒，但总体来看，情况不是很糟糕。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友要求很严格，“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要求幕友在军事、筹饷（属经济）、地方行政事务和写文章（处理公文）上至少要精通一样，因此出了不少人才。同时，曾国藩本人是个理学家，他不仅自己讲究道德修养，也很注重幕友的人品和道德修养。太平军第二次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清廷不得不倚赖曾国藩的湘军，为此，不仅授予他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大权，还给予他保荐人才的权力，他的幕友由此大量出任地方官职。但是他并未滥用保荐权，而是能够做到量才器使，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郭嵩焘。郭嵩焘是他的同学、好友，二人还是儿女亲家，是典型的身边人，但是李鸿章要保荐郭嵩焘出任江苏地方官时，曾国藩却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郭嵩焘是个“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性情不适宜做官，令郭嵩焘很是不爽。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曾国藩对幕友人品的重视。一个叫金安清的人，幕友出身，长于理财，但“心术不端”，既想敛财，又想当官，想进入曾国藩幕府，通过抱曾国藩的大腿这条途径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但他7次求见，曾国藩都不见，他的解释是：“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为妙。”至于他对家人子弟在做人做事上的严格要求，近些年来风行的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已经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李鸿章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