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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里中国 　　这是一个你在《新闻联播》上看不到的中国。这是一群生活在“大词”之下的鲜活生命。 　　农民工已然成为一个符号，在呼天抢地的悲剧和吃饱穿暖的感恩中，被媒体、企业和各色人等拿来说事儿。进城，讨薪，下跪……这些词你都听过，这些事儿天天耳闻，但这群人的苦难，《出梁庄记》里面具体而深沉的哀伤，仍然给我们一记重击。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们已和过去割裂，却并不知未来在哪里。读读他们的故事，如果设身处地，你是否一样无能为力？ 　　走出梁庄，没有“奶和蜜” 　　两年，十多个省市，三百多人，梁鸿为寻找梁庄人的足迹，几乎走遍大江南北。很多的艰辛，更多的，是震撼。 　　《圣经》中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一个神圣的应许之地，那里没有贫穷，那里流淌着奶与蜜。习惯了奔波和苦难的这三百农民，能靠自己的双手找到神奇的应许之地吗？他们有的已逐渐摆脱经济的困扰，甚至跨进高收入阶层，但对大多数走出故乡的梁庄人而言，生活仍然意味着城市的边缘和贫困线。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曾想在北京讨生活。1994年他到北京时，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好客，那样地欢迎你！”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民警给请到了公安局，并送至昌平收容所。“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小柱的死让人联想到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他在青岛电镀厂工作了将近六年，有一天去工厂的路上忽然倒地，重病，送回南阳，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已经到了晚期。与张海超不同的是，他至死，也没能为自己讨回属于自己的权益。而他死后，类似的故事也一直在继续。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有的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当梁鸿拿着“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的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在三轮车夫眼里，这是一个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的产业链。“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完成“抢劫”后，“托儿”上场了。据老乡说，十辆车里有九辆都被“抢劫”过，每次赎车付给“托儿”的钱，将近三轮车价的1/4。 　　“这样的冲突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 　　谁把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出了故乡的梁庄人无论身影还是精神，始终漂泊。梁鸿采访完不到一年，很多梁庄人已经不在当初采访的地方了。 　　梁鸿和乡亲们口中“挣了很多钱”的虎子有一段对话。在西安谋生近20年，虎子还是打定主意“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这儿20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在梁庄都差不多，还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这是制度上的问题，但梁鸿反对把一切归为制度。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用这种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公交车上你不自觉地瞥一下他们，我们不在意，却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我在郑州采访我堂侄，他提到《双面胶》、《新结婚时代》这些电视剧，都是讲城里姑娘如何和农村婆婆、亲戚做斗争，塑造城乡对立。千万别以为这些对农民工没有影响，其实他们有感觉，这对他们影响很大。” 　　百度搜索“农民工”，能找到相关新闻约10，700，000篇。这些看似关心的新闻后面，其实都在强调他们的身份存在。很多时候，更是在“消费”他们。“有一个电视台做节目，一群农民工小孩站在台上，主持人说要送给他们一个礼物，结果是他们很久没见面的父母从后面抱住自己的孩子。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恩赐恩典？难道见到父母不是最正常的存在吗？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受命运的卑微。” 　　“盛世”与他们无关 　　曾经的村庄，是宁静、美丽、传统的，一如梁鸿对幼时梁庄的记忆，一如城市人对乡村最美丽的想象。但今天被“进城”和“留守”割裂的村庄，早已失去原先的模样。 　　老宅变成金钱，荒地成了灵堂，送葬的人们踩在野蒿茬子上……农村人最为看重的“落叶归根”变成话凄凉。费孝通笔下那个由熟人社会构成的乡土中国，显现巨大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