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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舆论监督思想嬗变及时代生态 　　【摘 要】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梁启超亲力创办和积极参与的报纸多达17家。其在大量的办报实践中总结出的舆论监督思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借鉴作用，并在后人的不断继承修正中熠熠生辉。梁启超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并不抱残守缺，舆论监督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虽然部分理论现在看来有其局限性，但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舆论监督思想的提出与嬗变具有时代性。 　　【关键词】梁启超 舆论监督 喉舌论 监督政府 　　19世纪末，清政府闭关锁国，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生存。许多有识之士透过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希望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寻求中国的救亡图存之道，以政治目的创办报纸，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拯救中国。《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提出了“喉舌论”，论报馆的作用相当于耳目喉舌。“喉舌”这个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①他率先把这种报刊思想介绍到我国，并用这种思想指导办报活动。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借道日本，学习西学，积极汲取东学知识。随着学识和眼界的开阔其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之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②梁启超认识到，国事待举，报馆需要发挥独一无二的政治监督作用，政治的兴衰与报馆息息相关。虽然当时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但对报刊的监督作用已有了先觉意识，主要目的是借助报刊推进维新思想。 　　一、喉舌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第一次主张喉舌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③要借助报刊“去塞求通”，“宣德达情”，求上下内外之通，不但皇帝的旨意能畅通无阻地传达到民众间，而且能将民间苦患告知君主，并且要了解国内外的情势，知己知彼。中国之所以内外交困是因为上下不通，内外不通。虽然当时的“喉舌论”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目的，与当今新闻界主张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封建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还是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 　　为了重建资产阶级维新派舆论阵地，梁启超着手建立《清议报》，在为《清议报》写的《〈清议报〉叙例》中提出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出版一百册的贺词中又强调了报纸的作用，“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怂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议报》以欧美各国报馆为例强调其在倡导国家政策和国民精神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也体现了梁启超对报刊的进一步认识，虽然把报刊的作用有些夸大化，但在当时影响深远。 　　二、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嬗变 　　1898年推行了一百多天的“百日维新”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反对下破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做学问的名义得以容留的梁启超随着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浸润，他的舆论观发生了变化。东学的洗礼和熏陶，其舆论观在以往的延续上也适时改变，这在其所办报刊上有所体现。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日本敢于开风气之先河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福泽谕吉和他的文明论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福泽谕吉主张先难后易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方式让他大为赞服。梁启超体悟到要想图强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改革，要把重点转移到开启民智，因此提出了“新民”说，启蒙教化国民具有开化、自主的意识。报馆的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职能的提出和此息息相关。无疑日本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是受过西学影响后的东学，带有明显的西方启蒙思想的特征。 　　三、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梁启超1902年主办《新民丛报》，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思想，他认识到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论述了“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⑤ 　　1、监督政府的必要性 　　梁启超对监督的必要性做了说明。“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藉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