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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智库生存哲学 　　对智库发展来说，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说到底是政策分析市场。那么，这块市场蛋糕有多大，民间智库又能抢到多大的蛋糕？ 　　春节长假刚过，王德培就忙碌起来。作为福卡智库的“CEO”，马年开局的首次智库咨询决策圆桌会召开在即，这个月的主题为“钱荒的底牌与博弈趋势”。 　　而身在北京的李凡，开年第一件工作就是准备推出“中国与世界研究所”年度报告——《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 　　福卡的圆桌会议，多年来持续不断；李凡的发展报告，从2000年以来也从未间断过。 　　有人说，中国民间智库能活过5年就是成功，但是福卡今年18岁，中国与世界研究所今年21岁。 　　还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6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3岁；袁岳的零点，22岁；王德禄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1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14岁…… 　　如果“活着”就是成功，那么这些民间智库一定有一套适应中国“土壤”的生存哲学。 　　需求与市场的大小之辩 　　对智库发展来说，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说到底是政策分析市场。那么，这块市场蛋糕有多大，民间智库又能抢到多大的蛋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将政策分析市场形象地描述为“一家摆满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超市”。 　　有需求才有市场，因此，这个超市的货品清单，不是由生产方智库决定，而是由需求方政府决定。 　　那么，政府的购买需求是否足够旺盛？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进入“超市”，去选择政策方案，又会选择购买哪类产品？ 　　朱旭峰曾经主持过一项题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问卷调查研究，尽管这个调查不是最新的结论，但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各类智库的生存空间。 　　首先在重大决策事项选择偏好上来看，政府选择某类专家进行咨询的倾向性顺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半官方智库专家、高校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其次，在面对不同决策类型，政府官员的倾向性存在较大差异，如在遇到时间紧迫的重大决策时，选择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的倾向性最大，为85.8%；涉及较多部门，需要多方协调的重大决策，对官方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的研究机构选择的倾向性旗鼓相当，均为40%以上；而在一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决策方面，决策者更倾向于向半官方专家和高校专家进行咨询；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候，决策者对民间智库的选择倾向性达到21%，超过了高校智库。 　　其它诸项选择，民间智库都在距离政府视线最远的地方。 　　尽管民间智库生存空间逼仄，处在距离政府决策咨询最远的圈层，但是，仍然有一些善于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找到那个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21%”。 　　零点就是在这个“21%”中抢到市场蛋糕的民间智库。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范文，举了个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北京要做交通限行，网上反对的声音特别多，真实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北京市政府先是找了统计局城调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赞成每周少开一天车的人占70%，这个调查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举棋不定之际，相关部门又找到零点来做同样的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跟统计局的结果基本一致。这样，政府就敢于决策了。零点的价值就是把真实的民意呈现出来，打捞民间声音，让政府决策更有依据”，范文说。 　　因此，在政策分析市场，政府需求的大小仅仅是相对的，民间智库的生存法则就在于找准自己的那块份额，并把它做到极致。 　　事业与产业的轻重之辩 　　“智库是有理想的人做的，有英雄情结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做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说。 　　在于今眼中，仲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2000年，担任一家知名媒体编委的仲大军，从体制内“出逃”创办了大军经济观察，这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纸质出版物，经济收入也不多，仲大军坦称“惨淡经营”。 　　但是，十多年来，这个民间智库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动向，思考最深刻的话题。 　　不独一个仲大军，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从体制内走出了很多人：1988年“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1991年，高尚全成立中改院之前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2年，27岁的袁岳离开司法部；同一年，李凡离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93年，王德禄离开中国科学院…… 　　那是中国民间智库发轫之始，仲大军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环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走向市场化的景象。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 　　在市场环境中，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不能当饭吃，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民间智库绕不开的话题。先为生存计，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