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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深刻教训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在千辛万苦，付出无数牺牲，花20年时间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但胜利的喜悦与骄傲，也使得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加以教条化、神圣化，因而再度经历万苦千辛，付出沉重代价，费30年时间来重新认识和修正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建设实际的需要，这里面的曲折与反复尤其引人深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种种实际需要，促使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停留在以往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上，总是依赖过去的，尽管曾经是成功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它必须根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实际，努力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适合于这种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全新的方法来认识已经变化了一切，以便实事求是地规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找到适应自己独特的现实需要的正确的前进道路。但是，要摆脱那些成功的经验和传统方法的强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本身往往超出了马克思列宁议论的乃至经验的时空范围，因而要找到一种可以现成搬用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那些来自于书本的新的知识和方法能否有效地帮助共产党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样还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检验。结果，要想正确地了解已经变化了实际，并准确地制定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成了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分析模式，高度重视自己传统的成功经验，并时刻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的共产党来说，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 　　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一向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就重新开始面临着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的难题了。这是因为，随着民主革命逐步成为过去，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迅速到来，共产党人以往经过长期探索和种种挫折换来的指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到来，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些现成的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而事实上，同他们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理论知识，他们只能现学现用，甚至模仿苏联的那些现成经验。以致建国几年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再度提醒人们，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了。 　　然而，防止照搬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困难，而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曾经一再受到怀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训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能不经常强烈地意识到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的重大意义。多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还在新中国刚刚开始诞生的1949年，就明确告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完全适用，必须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正，这是原则性。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机械地搬运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添枝加叶，即要有灵活性，否则走不通。但是何谓原则，何谓灵活，哪些算是枝叶，哪些算是根本，这仍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延安整风中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事实上取消了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重新形成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敢于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所犯过的错误。但毛泽东一方面大胆地标新立异，一方面又最坚决地反对那些试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的企图，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