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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反思与制度建构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理性审视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的活力被进一步释放出来，但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社会运行风险指数攀升。时代的变迁需要制度的持续创新，同样，发展衍生的矛盾也需要用发展的思维来解决。因此，在施政中政府应重新审视现行治理思维，解放思想，推进治理理念的升级与制度建构，以民生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制度建构；协商民主；善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07-04 　　当前我国已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是GDP导向异化、管制等治理思维也引致社会治理风险增大，表现为社会结构失衡、群体性事件高发、贫富分化加剧等。近年来，在中央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进行了多维探索，但是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由于理念的滞后，部分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呈滞后性与僵化性，不仅未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反而成为矛盾激化的“推手”。因此，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反思当前的治理思维，推进治理理念的升级与制度建构，从而实现社会的稳态与善治。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的必然性和突出表现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中却滋生着动乱。”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制度的交替必然伴随着矛盾的集中爆发，但是随着矛盾的梳理与化解，新制度逐渐趋稳态运行。亨廷顿提出的命题契合了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瞩目的经济成就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和谐，反而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治理的风险增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也印证“在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制约最严重的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期”。[1]1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领域，社会矛盾的衍生也呈深层次特征，突出表???在以下三个方面： 　　1.群体性事件高发，社会治理成本激增。据统计，199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为0.87万起，2008年超过9万起，2011年为18.25万起。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具备“无组织、无阶层、无利益相关”等特征，群体事件的爆发绝大多数并非“不法势力的挑拨和群众不明真相的参与”，而是民众长期压抑的不满在场景具备条件下的一种心理宣泄与无序释放。群体性事件的“三无”特征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梳理机制的失效，一件极小的事情就易因为“公共焦虑”衍化为大规模冲突。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导致社会运行成本激增，在经济成本方面，如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开支预算6244亿元，高于国防支出预算6011亿元。[2]在制度成本方面，维稳的政治色彩过浓致维稳过于追求短期效应，花钱买稳定、人海战术等实际上仍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模式，不仅偏离了预期的政治意图，反而导致政府公信力、权威性、认同度的下降。 　　2.政府公信力下降，“老不信”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一是公众对国家未来信心不足，精英大量移民。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2011年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亿万富翁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具有移民倾向”。精英的大量移民反映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对未来信心不足。二是公共事件中公众“老不信”现象蔓延。从“萝卜招聘”的猫腻到“带罪提拔”的诡异，从天然气涨价的“霍布森选择”到权力部门的“家奴式”发言，从统计数据的偏离预期到职能部门的推诿扯皮……在公共事件中总能听到公众的质疑或否定。这些事件逐渐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宣泄：任凭政府或官员怎么释疑解惑，很多人就是不信。 　　3.仇官心态蔓延。“仇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公众基于生活经验而对官员产生的一种“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式。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只要和公权力扯上关系，就会掀起舆论批评的狂潮和群体性的心理宣泄，如2013年4月河南5官员因车祸死亡，在网络上曾出现大片“替天行道”的叫好声；“李天一案件”因“星爸”的因素在调查中公众总存在司法不公的极度担忧，甚至出现对李天一父母的恶劣人身攻击。仇官现象的蔓延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是公权力失衡和社会关系断裂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社会正形成“下层民粹化”的倾向，政民之间的张力极大，在一些地方，官民之间由“鱼水关系”渐衍变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 　　冲突理论认为“一定条件下的适度冲突有利于组织内部调适，防止社会系统僵化，提升社会组织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