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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雪晴》集叙事距离控制 　　[摘要] 《雪晴》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与家乡“人事”的距离和作者对尚武精神的反思，反映了沈从文适当调整他的回忆性乡土书写叙述策略的努力。在《雪晴》集中，叙述人的讲述、描写、思考在故事的当下进展中进行，却又将讲故事的本领和议论、说明性的因素适当调和起来，这自有作者对不能始终如一从容行文的理解，但如果从讲述效果的取得来看，此种做法可能一方面促进乡土书写所着重处理的诗意境界和外部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揭露血淋淋的乡土械斗的残酷性。 　　[关键词] 沈从文；《雪晴》集；第一人称叙述 　　[中图分类号] I206.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83—06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沈从文作品结集印行的几个有名的版本，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都以“《雪晴》”为题名选录过《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几个短篇小说。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的编者延续了这一编辑体例，继续以《雪晴》为题选录上述作品。研究界一般认为，沈从文于1945-1947年间发表的《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四个短篇虽独立成篇，但又有着紧密联系，大体能构成一部中篇小说的规模。 　　刘洪涛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小说新论》里把《雪晴》当作中篇小说看待。（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沈从文全集》的编者也认为这四篇小说“互有联系”，而将它们编入《雪晴》集（编者说明载《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本文在论述这一作品集时，正是考虑到四个短篇小说的有机联系而将其视为一部内容丰厚的中篇小说看待。需要指出的是，与沈从文的大多数乡土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手法不同，《雪晴》集整部小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我”亲临了故事发生的现场，洞悉事态全局，并作为叙述人向读者讲述了自己的一番见闻：“我”是一个年仅十八岁胸怀画家梦的军中司书，受命回乡下整理书画，在???个名叫“高枧”（在《雪睛》集中，有“高枧”、“高砚”两种称谓，本文统一为“高枧”）的村庄正赶上儿时同伴满家哥哥的婚娶喜事，故事即从这里开始。第二天，“我”在满家进食早饭时长工告知昨晚为“我”安排寝宿的巧秀和迎亲吹唢呐的中寨人私奔，原本对十七岁的巧秀有着朦胧好感的“我”心头因为这么蹊跷的事情便烦乱不安起来——这是《赤魇》和《雪晴》两个篇章的主要内容。紧接着《雪晴》，《巧秀和冬生》这个篇章叙述“我”搬出满家大院住药王宫偏院中小楼，从团防局师爷那里渐渐了解到巧秀的身世以及杨大娘和儿子冬生对巧秀的关爱、倾心。《传奇不奇》叙述的则是田家兄弟掳掠押送烟土的团防局丁冬生，诱拐巧秀的中寨人和田家兄弟结伙逃向老虎洞与团防局满家队长展开对峙，终于酿成一场充满血腥味的残杀。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刘涵之：论《雪晴》集叙事的距离控制 　　倘若由《传奇不奇》在整个《雪晴》集所占的篇幅和《巧秀和冬生》的有关铺垫去看，似乎这部中篇小说的重心落在对田家与满家械斗原由、发生、发展状况的叙说上，乡土社会宗族冲突以武力相见的情形在此可见一斑。通过“我”的视野，乡村血腥的暴力杀戮场面得到了细致的呈现，而其中所牵系的乡土社会的现实约略说明了暴力机制和社会腐化的相互承转关系，以致金介甫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雪晴》的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浓烈。它探讨了乡村社会腐化现象和伦理道德的转变……” 　　我们姑且不论“现实主义”标签的定性分析作用，而是就第一人称叙事和有意为之的客观化描写之间的张力来讨论沈从文对尚武习俗的反省，对农村社会暴力性分解力量的担忧和“我”的乡村之旅对湘西梦的彻底终结意义。 　　沈从文在1981年为自己的作品集《湘西散记》（由戴乃迭翻译为英文，面向国外出版）作序时针对《雪晴》集说过这样一番话，小说“记的是我于一九二○年冬天回凤凰时，应一个同乡邀约，去离县城约四十五公里乡村‘高枧’作客吃喜酒，村子里发生一件事情的全部经过。村子不到二百户人家，大族满姓，人并不怎么‘刁歪’，头脑简单而富于冲动性是他的特征。和另一个村子田家三兄弟，为了一件小事，彼此负气不相上下，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悲剧，前后因之死了二三十个人。仇怨延续了两代，他本人和惟一孤雏，若干年后，先后也为仇人冤家复仇致死。”（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沈从文的说法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考虑到《雪晴》集的完成是在40年代中后期，所以我在这里将这部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梦的终结联系起来。 　　一 　　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