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文化走出去需要深刻理解中译外工作本质.docVIP

黄友义文化走出去需要深刻理解中译外工作本质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问题引发热议。一时间，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我国翻译工作滞后的现状备受关切。 　　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中国翻译协会（简称：中国译协）自1982年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推动中译外工作。12月6日，中国译协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翻译工作”作为“全国翻译工作座谈会”的中心话题，希望在中国译协成立30年的节点，为更有效地推动走出去事业掀开新篇章。座谈会召开前夕，本刊特邀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解读中译外工作的实质，介绍中国译协已经和将要发挥的作用。 　　中译外应当由中外译者合作完成 　　对外传播：莫言获诺奖后，有学者指出，鉴于莫言获奖得益于其作品的外文译本大多由外国译者承担翻译，中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应首选外国译者，并提倡杨宪益和戴乃迭式的中外译者互补合作的翻译模式。您从事对外翻译工作和外宣工作近四十年，对此您如何看？这种翻译模式是否也适用于除图书以外的其他形式的作品，如对外新闻报道？ 　　黄友义：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文学翻译的难度在于译者要通晓中外两种文化。以《红楼梦》里刘姥姥的语言翻译为例。刘姥姥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妇女，她在用词和讲话语气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在把她的语言翻译成英文时，就需要设法将其转化为在英美等国家与刘姥姥身份相当的一类人的语言，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一来，由中国人做文学翻译的难度就会比较大，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外合作。就像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由杨宪益首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初稿，再由其夫人戴乃迭修改润色。作为英国人，戴乃迭精通中文，这样，就可以把杨宪益的译文加工成地道的英文。 　　还有一种模式，是由外国译者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由中国译者润色。外国人的中文功底再好，也难以做到通晓中国各地方言，对于中国的历史典故及其在当下使用的现实意义更是不易把握，结果往往会造成对中文作品的理解偏差。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英译本就是由外国人先翻译，中国人修改的。再以《三国演义》的翻译为例，它最初是由一位专门研究三国且具有相当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基础的美国教授翻译的，我们请一位中英文都很出色的老翻译对书稿进行了审核，结果纠正了多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错误。 　　除中国文学的翻译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新闻报道的中译外也应当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这样才能确保译文的质量，这种做法应该成为全行业的共识。中国外文局在六十多年的中译外实践中始终坚持这种工作模式，即，如果是中国译者翻译的初稿，一定会由外国专家修改润色。反之，如果是外国译者翻译的作品，一定要有中国专家修改把关。 　　对外传播：在翻译界，您倡导的疑难词句中译外研讨机制在业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和权威性。这项工作也会采用中外译者合作方式吗？近年来解决过哪些疑难词句的翻译问题？ 　　黄友义：这个机制是许多位翻译界的行家一起创办、许多专业人士一起坚持的。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保障性住房等等，有些词汇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如果让他们翻译，很可能出错。我们需要不断地探讨如何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观念传达出去。我们研讨的词汇大多以时政性词汇为主。以“韬光养晦”一词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借用这个典故阐述了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外交战略方针。去年出版的基辛格《论中国》一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使用了“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隐藏实力，以待时机）”。在历史上，“韬光养晦”可能的确有隐藏才能，不使外露的意思。但邓小平讲“韬光养晦”，其真实含义就是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低调行事，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关起门来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并没有掩饰才能和实力的意思。因此，只有正确理解邓小平引用“韬光养晦”的实质，才能真正把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思想传达给西方。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翻译成英文就是“to keep a low profile（低调行事）”,我们不能附和西方的译法，给外国人一个中国外交不是和平外交而是阴谋外交的错误印象。 　　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建立中译外研讨机制的目的就是引导译者从中文产生的本质上把握词汇的真正意思，然后找到对应的外文。我们每年两次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出现的疑难词汇的中译英进行研讨，中译法、中译日和中译意也都定期研讨，研讨结果供外事外宣部门使用，同时通过业界媒体和中国译协网向社会公布会议讨论成果。最后，我们还将这些词汇汇编成字典。 　　为了更加符合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