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跳舞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重构之设想.docVIP

戴着镣铐跳舞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重构之设想 　　摘要：刑事诉讼法，因其关乎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问题，被许多学者称为“小宪法”。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因明确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定，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程序法，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遗憾的是，此次修改关乎再审程序的实属寥寥，除了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作为再审的事由、明确了“同级其他法院审理为主、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为辅”的管辖原则外，其他并无实质性创新。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与既判力理论存在明显冲突，对实体真实的过度追求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终将损害司法权威。借鉴西方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经验，尝试建立“有限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失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之路。 　　关键词：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禁止双重危险 　　一、追索与探原：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分析 　　再审程序，创始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当法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错误时，依法启动的一种非常救济程序。在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均有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再审制度。关于刑事再审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将之界定为“对已确定之判决排除司法错误的特定程序”[1]；日本刑事诉讼法亦明确是“对宣告有罪的确定判决，发现有事实认定错误时采用的一种特别救济程序”[2]；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再审乃是为了排除确定裁判认定事实违误所设的非常救济程序”。[3] 　　在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称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发现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诉讼程序。[4] 　　关于刑事再审程序的制度价值，首先是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此亦为该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当发现据以作出生效裁判的事实或证据认定有误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不失为有效且必要的补救手段。其次是确保个案裁判结果??公正。不管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最终追求的是案件处理结果在法律上的公正公平，此为再审制度的终极目标。 　　虽然再审制度因其具有以上两项价值而为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所认可，但不可辩驳的是，再审制度也因其关注个案的妥适性而可能对法的另一价值即安定性造成一定的冲击。法的安定性，在具体层面上体现为个案判决的稳定性，也称为既判力。个案的妥适性与法的安定性的矛盾体现在片面追求个案处理结果的实体公正，将使“生效判决”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此一来，被告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将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所以，笔者认为，再审程序的价值决定了其存在的意义，但再审程序的设置应当兼顾个案妥适性与法的安定性，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只有个案的实体正义价值高于法的安定性价值时，再审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 　　二、回顾与思考：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法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模糊。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理由是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至于何为“确有错误”，是不是当事人申诉理由的五种之一，该法并未规定，必然造成实践中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随意性。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实为“将司法机关的错误转嫁给被告人承担，对于已接受确定判决的被告人，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残酷”，[5]一语道出了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本质。 　　二是有权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混乱。依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出申诉，但申诉并不必然启动再审；检察院基于审判监督的职能，有权通过抗诉来启动再审；各级法院有权通过启动再审程序来纠正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的生效裁判。据统计，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申诉启动再审的案件数不足申诉案件数的2%。[6]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占据了主导地位。学界中对此持批判态度者甚众，大多认为一是若法院可以随意推翻其生效判决，将有损判决的确定性及司法的权威；二是若法院可以作为再审之诉的一方主体，将有悖控审分离的基本诉讼原则，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名存实亡。 　　三是刑事再审程序的判决结果缺乏限制。虽然学界一直在呼吁，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未规定再审不加刑原则，据统计，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案件，有90%左右的案件裁判结果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这样一来，再审程序将变成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有效途径，可能沦为法院、检察院变相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手段之一。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诉讼认识观上对实体真实的过分迷信。马克思主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