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西部大开发.doc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他认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1]这就是说，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和考虑经济计划安排时，一方面要维护沿海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重点照顾内地。这种安排既有利于国防的安全，又能够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一五”时期和“三五”时期对西部的两次大开发，就是在毛泽东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的。 　　一 建国初期，尽管国家财政状况十分困难，仍在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投资比重上向西部地区倾斜。1950年，先后开工修建了康藏、青藏等公路和天兰、成渝、来（宾）睦（南关）等铁路。1952年7月，又投资修筑宝成铁路和兰新铁路，并对原宝（鸡）天（水）铁路进行全面整修。在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的同时，国家在西安、咸阳、乌鲁木齐等地又投资兴建了一些大中型纺织企业，在陕西、甘肃、四川等省投资兴建了钢铁、煤炭、电力企业。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毛泽东从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将156项重点工程的二分之一放在西部地区，从而对中国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 这期间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有以下特点：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沿海地区工业过于集中、不利于国防的状况；建设的重点是集中力量加强以重工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手段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大西部。据统计，“一五”期间，我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和其他限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部署在西部地区。在实际实施的150个项目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除50个民用企业布置在东北、国防企业的一些造船厂不得不安排在沿海地区外，86个企业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占实际开工项目的57.3%。[2]此外，“一五”期间我国自行设计了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有472个在内地，而大部分又在西部。[3] 1952年，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仅为39.3%，沿海地区则占43.4%。到1957年，内地的投资比重上升到49.7%（其中西部为18%），而沿海地区则下降到41.6%。[4]苏联援建的那些实际开工的150个项目共耗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亿元，占32.9%；西部地区39.2亿元，占20%。[5]从当时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来看，西部地区也占有较大份额，达46.8%，而沿海地区只占36.9%。 通过“一五”期间的开发，使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变。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西部地区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包括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制造等部门，形成了以西安、兰州、成都为中心的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可以说，正是“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 6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国防建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是毛泽东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 事实上，“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是主要考虑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是党和毛泽东把政治和军事目的与西部地区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的一个战略构想。毛泽东后来曾经形象地比喻说：“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6]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从“三五”时期开始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建国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开发。 所谓“三线”，主要是指西北、西南等战略后方。根据毛泽东的构想，我国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为不同的战略区域：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地区包括两部分：云、贵、川的全部或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为西北三线。 “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启动始于1965年，历经“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投入的资金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下，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安装队伍和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