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不应采取秘密逮捕.doc

刑事案件中不应采取秘密逮捕 正方辩友与反方辩友的立论和辩词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与说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辩论是无所谓胜负的。我们允许不同的立场和声音，并主张在辩论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观点。但比较而言，我更倾向反方观点，即不应采用秘密逮捕。 一者，秘密逮捕侵犯了公民知情权与自由权，是与宪法基本精神即自由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人权神圣不可侵犯，除为了切实的合法的公益需求且得到公正的预先赔偿，而秘密逮捕并不都是为了合法的公益需求，如逮捕上访者（这种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等。 其次，正如反方辩友所说，秘密逮捕可能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混乱。当某人不知所以失踪后必然会给其家属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导致人心惶惶，社会混乱。试想，公民基本人身安全权都得不到有效保证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堪忧的社会。 再者，秘密逮捕并不是唯一且最有效的手段，科技的不断发展将提供很多不侵犯人们权利的解决方式，如指纹等。对于恐怖分子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只要加强防范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能够避免的。 最后，我们处在一个自由、法治的时代，社会更（注意是“更”）应注重保障个人权利，而不是一味要求公民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我们已经牺牲的够多了，个人基本权利必须得到维护！在我国，公权的触角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界限，而公权与私权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合法权利正被不断蚕食，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倡导加强对公权的限制，反对滥用权力，随意秘密逮捕公民！！！刑诉法修改中明确规定，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秘密逮捕”，范围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另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未作规定。王兆国表示，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有必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据此，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同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欧洲行秘密逮捕制度谁都没有安全感 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 w 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