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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来敲门社会工作者的加盟在逐渐改变哈市社会化服务形态2011年12月5日 第04版　■撰文/本报记者?鞠红梅? 　　■摄影/本报记者?张大巍 　　他们拿着千元左右的工资，敲开成百上千居民的家门为他们服务。 　　他们多是“85后”，经常做的工作则是为“58前”做心理辅导。 　　看到“服务员月薪2300元”的广告，他们会失落一阵。看到自己举手投足间就能帮到别人，为社会进步、和谐作点贡献，他们会开心很久。 　　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现代社会工作者有别于城市居委会中的大妈们所提供的那种社会服务，但是这个被称为“社会工程师”的全新职业至今还徘徊在传统框架与现实需求之间。 　　可社会变革的浪潮已将社工这个职业推到千家万户面前，他们辛苦摸索的现实意义就很明晰了。 　　年轻社工 　　的韧性 　　“社区是国家的细胞，社区稳定，国家才能稳定。”“85后”的他们能为居民撮粪便，也能做心理调解员。“不怕了”、“我忍了”是社区工作带给他们的改变。 　　去年9月，哈尔滨学院毕业的于洋通过考试，成为了龙泰社区副主任。于洋梳着马尾辫、齐刘海，穿着白色羽绒服、梅粉色长裤，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荣市街道办事处党办主任王俊明“爆料”———每天下班时，于洋还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你来接我下班。” 　　“在社区是大人，在家是孩子。”是王俊明给这些年轻社工的评价。 　　于洋家就在市区，没有房租的支出，经济压力没那么大。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实践，于洋有了一番看似与她年轻的面容不相符的感受：“社区是国家的细胞，社区稳定，国家才能稳定，我能为促进社会和谐做点事很开心。” 　　虽然职务是副主任，但于洋连一个“兵”都没有。她们社区有5个副主任，都是“光杆司令”。虽然没有帮手，但担负的任务都很多。“网格化管理”后，龙泰社区分为7个格，于洋是第2格的格长。包4栋楼、5个院，格里的治安、卫生、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等她都得管。 　　于洋入职后，正逢全国人口普查。龙泰社区的曹主任走到哪都带着她，让她熟悉社区环境。有半年的时间于洋都在走家串户地走访，对社区里的弱势群体、刑满释放人员等都有了了解。有了这个基础，工作“上手”就比较快。 　　于洋最常处理的都是生活中的小问题。龙泰社区范围内都是没有物业管理的老居民楼，外来人口多，人口素质也参差不齐。一些外来人口为了省水，甚至在塑料袋里排便，然后直接扔出去，还有在楼道里便的。楼道里有了粪便、死老鼠，居民就往社区打电话，让社工去收拾。于洋记得第一次去撮死老鼠是在三姓街100—2号的2单元7楼，第一次撮粪便是在106号的5单元。她说：“当时有点害怕和恶心，但后来觉得我可以做。” 　　清理楼道卫生的事做过多少已经记不清了，当调解员更是日常工作。一次，三姓街112号一个新搬来的住户拒交卫生费，还骂人，把收卫生费的居民组长张大娘气哭了，就找来社区曹主任和于洋调解。曹主任劝住户，于洋劝张大娘：“我在家就跟奶奶好，你就像我奶奶一样……”劝了一个小时左右，张大娘的情绪平息了，住户也交了卫生费。 　　用个把小时劝一个住户交卫生费，对于洋他们来说已习经为常。在一些社区，社工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劝交卫生费和协调保洁人员上。一个季度15.3元卫生费，按三姓社区党支部书记丛晓薇的话讲：“物价一直涨，卫生费却10多年没涨过。”所以，保洁员特别不好雇，一旦保洁员不干了，也没有办法，社工就得代替保洁员去收垃圾。 　　蒋维谦刚到社区工作时就兼职干过保洁员，还做过许多帮居民搬酸菜缸这类的杂活。“我们这批兄弟姐妹都在楼道里拎过垃圾。逢年过节，保洁员休息时都是我们上。” 　　对于洋来说，这一年的工作给她的是：“骂人的、吵架的居民找上来也不怕了，能独当一面了。”对蒋维谦来说是承受力加强了：“许多事儿我都能忍了。” 　　千元工资 　　背后的支撑 　　租着每月140元的床位，拿着856元的工资，赵锐每个月中和月底都要算一下，怎样花才不超支。他们都有挣更多工资的机会，但觉得社工工作接触的才是社会本真的一面。 　　现在，赵锐作为社区工作者大学生雇员在龙泰社区工作整一年了，亲历了这个“新鲜岗位”的酸甜苦辣。1987年出生的她，回顾一年来的经历，眼泛泪光时却脸带微笑。 　　赵锐在龙泰社区做社保员，这是一个公益性岗位。去年，在哈市社区居委会换届时，哈师大数学系毕业的她通过省人事厅网站报名考取了这个岗位。虽然当时她与许多人一样对这个岗位知之不多，但竞争的人不少，报名和录取比例达到1400：130。考试的内容是行政能力测试，与考公务员差不多。 　　一年来，新鲜与失落，磨炼与成长时刻伴随。她与所有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需要不停地调适心理，以面对各种难题。对赵锐来说，一年来“经济问题”虽然让她挂心，但也初步了解了作为社会工作者一分子———社区工作者的含义。 　　“现在的工资是每月856元。”这三位数赵锐张口就来，因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