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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西文学概况 　　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时代，其特色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公元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宋代的文化较唐代更为普及、城市经济也有更明显的发展，这对促进文学的繁盛起着积极的作用，并造成若干新的特点；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的精神气质，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疆域要狭小得多。尽管它是以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面貌出现的，但是，北方的辽、夏以及后来的金、元始终没有被纳入宋朝的疆域之内。不仅如此，辽、夏、金、元始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压迫和威胁着宋朝的生存。由于军事实力不足，宋朝人在外交上也表现得特别软弱。宋朝政治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二是以文官治国。宋朝统治者不仅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也削弱和分散了宰相的权力，使各种主要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在集中控制政治权力的同时，当然更不会放过对军权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在体制上加以改革，以利于皇帝控制之外，在对军队的管理上，采取重用文官治军的办法，以防武将分权或暴乱。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文官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客观上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但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军事上的软弱，以致战事来临时，多是欲战不敢，每战必败。宋代的文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继唐代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 从形式上说，宋代文学主要有词、诗歌、散文等，这些文学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娱乐性、学者化和爱国主义。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 宋代诗歌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诗歌创作的目的不再主要是为了教化，而是为了娱乐，在客观上淡化了文学的政治色彩。与唐代的诗歌相比，宋代诗歌的学者化色彩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量用典，强调学问修养，并且在诗中大量发议论说理等。与宋代军事上的软弱、国家始终处于外族威胁之下的形势相联系，宋代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它的光辉足以光照千秋，以致我们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些著名的诗人、词人。 宋朝正是江西古代文学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江西古代文学艺术如日丽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纵观两宋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文学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擎，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至于二、三流的作者，则多得难以计数；从两宋文学的历程看，从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从中兴再起到悲壮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 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尽管历来毁誉不一，但普遍的看法是：宋诗的成就远在元、明、清各代诗歌之上，自唐以后，能够与唐诗对垒的只有宋诗堪与，唐以后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江西文坛可以说是宋诗的发详地，钱钟书先生精心编选的《宋诗选注》，入选作者80人，江西籍作者达26人，近三分之一，显示出江西诗人的雄厚实力。正是由于江西诗人的辛勤耕耘，使宋诗大添异彩。欧阳修力学韩愈、矫正西昆，首启宋诗之端，其影响通过苏轼和王安石、曾巩，并延至黄庭坚，导致了北宋中后期诗歌的繁荣。王安石学杜学韩，自成高格，为“王荆公体”，下启“山谷体”，为开创宋诗局面奠定基础。曾巩，李觏(南城人，著名思想家)、吕南公(南城人)、孔平仲(新余人)等人虽不主要以诗为名，但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方面对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至北宋后期黄庭坚出现，标志着宋诗的艺术特征已经完全确立。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文学创作却不蹈袭苏拭而自成一家，当世即以“苏、黄”并称。黄庭坚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所以追随和仿效者甚众，并壮大成一个诗歌流派。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派中所列诗人又以江西人居多，故取名“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非常之大，即使未被列入诗派的诗人，在创作中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进入南宋，其影响更遍及整个诗坛，包括陆游在内的许多大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属于江西派或在艺术上受到过江西派影响的江西籍著名诗人有曾几(赣州人，陆游之师)、汪藻(德兴人)、杨万里、姜夔等等，其中杨万里尤值一提。杨万里与尤袤、陆游、范成大一同被称为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诗人，标志着宋诗的再度繁荣兴盛，杨万里先受江西派影响，后有所梧，跳出江西派的窠臼，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的诗体，号“诚斋体”，影响很大，成为南宋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