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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作者：詹欣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15日?14版） 　　【前沿综述】?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快科技进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弹一星”是约定俗成的说法。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不得不面临国防工业的调整，1959年10月，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工业应以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1960年初，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第709页）。此后，随着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逐渐成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伟大成就的代名词。 　　由于“两弹一星”事业的特殊性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周恩来、聂荣臻和张爱萍等直接领导“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组织者的年谱、回忆录以及纪念性文章的面世，“两弹一星”历史的神秘面纱被逐步掀开，学界也随之对“两弹一星”历史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为展示新中国30多年的建设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系列《当代中国》丛书，包括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谢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张钧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些专著编委会成员以参与决策和建设的亲历者为主，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为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30周年，《党的文献》选编了一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原子弹和原子能问题的论述以及原子弹爆炸相关文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不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邀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参加过这一伟大工程设计和建设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党中央对“两弹一星”的决策和领导、研制过程中的曲折和甘苦、自力更生与依靠外援的关系、50年代形成的大科学体制的特点与影响、“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座谈。此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首先，从文献来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始先后三次解密外交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65年，共约82000多份文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在这些文件中，包括了中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在亚洲设立无核区问题、《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裁军等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对研究“两弹一星”历史，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2013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其中有关“两弹一星”的文献十余篇，许多档案都是首次公布。其次，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回忆性专著和文章也逐渐增多，包括直接领导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如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也包括负责研制的著名科学家，如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和钱学森等。再次，从学术机构来说，2006年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成立，并创办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刊和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网，推动了相关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发展。 　　近年来，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两弹一星”历史相关专著与文章：关于“两弹一星”研制的重大决策，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两弹一星”事业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无数人的不懈奋斗，“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着重阐述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关于探索走自力更生道路与对待外援的经验教训，我国在“两弹一星”事业过程中，非常注重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有学者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切入点，学术界重视其与当代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对接。关于探索“两弹一星”管理模式，“两弹一星”是中国成功组织的国家级重大科技工程，它的成功实施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