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第九教学素材.doc

一、文化常识 1．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晚年自号倦翁，安徽泾县人。他出身于“食贫居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受到较良好的家学教育。他“资质绝人”、“精熟经史”，而且，善于独立思考，读书“必使自明其义”，甚至对前人的注解，认为往往“多不可靠”。因其父包郡学患病，家境困迫，曾参加过一个时期农业劳动，租地十亩，种植蔬菜，售卖瓜果，“以给（食+干）粥汤药”。在农业劳动中，他刻苦自学了许多丰富的农业知识；而且，也使他比较同情民间疾苦，对农民“愁叹盈室，冻馁相望”深表忧急，从而促使他“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举人。从23岁到57岁，他长期充当清朝官府的幕僚，直到64岁，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才在江西新喻当过知县。虽有“惠政”，但一年多却被排斥罢官。在清朝的封建官吏中，他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而在当时社会中却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人物。因为，他对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农政、漕运、盐务、河工、银荒、货币以及水利、赋税、吏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相当熟悉，尤其具有农、礼、刑、兵，所谓“齐民四术”的广博学识，所以，他成为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重视的“全才”幕僚。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赴粤禁烟，次年正月路过江西南昌时，曾向他问过禁烟之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广东调浙江，四月抵南昌时，又和他商讨御英之策。他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为《安吴四种》一书。  他反对上层封建统治集团顽固坚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以“好言利”自许，提出“本末皆富”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抨击上层封建统治集团愚弄人民，宣扬所谓“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的“人多致贫”论，他说：“夫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他坚持“民食为本”，把发展农业生产看作本富，而工商业只是农业的补充，但比较重视发展货币经济。早在嘉庆六年(1801年)他就写了《郡县农政》一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传播农业、副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知识，丰富了农业遗产。他对嘉、道之际，“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的盐、漕、河社会问题，十分关注，造诣颇深。嘉庆七年(1802年)他提出过“海运南漕”建议，曾在道光五年(1825年)一度被江苏当局采纳，使海运漕粮“米石全无漂失”，而且，“船商大利”，新造了大船五百余只，后因“督部以漕吏不便奏停”。道光三年(1823年)至八年(1828年)间，还参与争堵漳河决口和办理吴淞江水利工程。道光十年(1830年)协助两江总督陶澍办理两淮盐政，主张实行“票盐”取代“纲盐”制度。他的改革主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银荒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包世臣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并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他认为：“鸦片产于外夷，其害人不异酖毒”，而“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银币周流，矿产不息，何以近年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其漏卮，实由于此。”大量白银外流，又引起社会上银贵钱贱，而直接受害者却是当时社会下层的贫苦之家。因为，“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价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钱多，小民重困。” 为了解决当时的银荒危机，包世臣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货币。他反对王鎏“行钞而废银”，滥发纸币的主张，而提出以制钱为计算单位，有限地发行不超过市场流通数额的纸币，但仍允许白银作为货币流通，企图用这种“以钱起算”办法，来阻止银对钱比价的上涨，使物价稳定下来，从而减轻中小地主、工商业者和农民的负担。  包世臣对英国资本主义军事侵略，早有警惕。道光八年(1828年)，他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分析英国在乾隆年间占领新加坡后，便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广东、福建沿海销售鸦片，造成烟毒遍天下，而沿海囤户往往“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他认为“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不生反心”，因而向姚祖同提出“须早为预防之计”。广东按察使姚祖同将此信呈送两广总督李鸿宾，却被李鸿宾“笑为迂怯，置之不议”。  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林则徐赴粤禁烟，次年正月路过江西南昌，问禁烟之计，包世臣向他提出“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而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对英国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国侵略者为了坚持可耻的鸦片贸易，必定用武力挑起侵略战争。包世臣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有充分的估计。他说：“今鸦片禁绝，则该夷岁入，什去五六。且邻国以畏其富强，为之役属者，亦有以窥测深浅，此英夷不得不以全力争此局者，固情势所必至，非仅前明倭患之比也。”所以，他一再向林则徐等人建议招用澳门一带习海性的游勇四五千人，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