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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人权偏好的关系研究 一、两种人权偏好 (一)消极自由偏好 一般而言，人权被认为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是为防范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侵害而产生的理念，并在西方国家的权利斗争实践中逐步实证化、成文化与制度化。这种主张“免受干涉与侵害”的消极人权观成为西方人权理论的核心，①在西方人权理论的遗传图谱中，自由权是最为重要的基因。十八世纪欧洲“自由权”、“财产权”、“平等权”等消极人权主张的预设前提是“理性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并能够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只要挣脱政府权力的束缚、干涉与压制，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与努力而过上令自己满意的生活。同时，人们在为个人利益奋斗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利益。在这个年代，人们心仪的是“小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维护一个基本的市场秩序和公共安全。除此之外，代表国家的政府越小，管理的事项越少，个人就越自由，个人的权利与幸福就能通过市场得到保障，个人的自身价值就能在最大意义上得以实现。这种人权观的核心是主张尊重他人意志与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选择与决定，主张“人作为目的”，②把人性尊严视为人权的价值核心，而这一核心的实现与保障则有赖于人的自治与自决权的实现程度。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主张人权积极面向和要求政府有所作为的人权观当然没有存在的空间，比如，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全部都是有关“自由权”的规定。③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包括欧美列强和日本，这种理论无疑居于统治地位，它集中体现在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中。该公约偏重于把人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不受干预的“自由权”，因此这种倾向被称为“自由权中心主义”。④这一观念通过西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被学术界、媒体乃至市民广泛接受与认同。⑤对此，有学者指出:西方不重视联合国的人权概念而倾向于停留在那种由18世纪“共济会”提出来的第一代人权概念上。⑥我们把这种对自由权的强调与偏重之倾向称为“对人权消极面向的偏好(preference)”。 (二)积极自由偏好 虽然对人权消极面向的偏好一直居于主流和主导性地位，但对人权积极面向的主张却仍然发出微弱但坚定的声音。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傅里叶曾在十九世纪初就提出了“工作权”的观点，哲学家费希特也在十九世纪末出版的《自然法权基础》中提出，财产是人民据以生活的根本，人民对财产享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在人民遭遇不幸时承担起扶助其生活的义务。人民需要通过工作来获取财产，而教育能使人们具有工作能力，因此他主张人民应拥有“教育权”。但无论是“工作权”还是“教育权”，在当时都没有被作为人权对待，更没有被实证化为宪法文本上的权利。首次在宪法上明文保障的乃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⑦它在第151条第一款中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这里虽然不能明确称之为权利，但它却明示依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确保国民权利。⑧经济与社会权利的预设前提与自由权有所不同，它的前提是“有限理性人”假设。其倡导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很多时候由于不能认知或确认何种行为对自己最有利，此时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信息或助其做出更好的决定。此外，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个体经常会面临垄断企业或具有巨大经济和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在与它们进行“议价”(bargain)的时候(例如签订格式合同或谈判)，很难奢望个体能与这些机构能够在实质意义真正“平等”地交流，这个时候僵化地恪守形式平等或“不干预”原则，其结果无非是让个人在实质上”自由”地沦为资本或权势的附庸而已。而且，即便个人在很多时候是理性的并因此是“强而智”的行为主体，他也终会面临疾病、失业、衰老等需要外力扶助的境况，此时，国家和政府有道德义务乃至法律义务进行干预和保障，以使其能够保持最基本的人性尊严。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权中心主义”的理念，发展中国家在肯定和保护那些自由权的同时，尤其强调对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积极权利进行保障，我们将这种倾向称为“对人权积极面向的偏好”。 二、两种人权偏好的冲突 (一)冲突背后的国家定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更加注重对人权积极面向的偏好，而这正好与西方人权消极面向的偏好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冲突。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与西方都没有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完全否定对方的主张。中国并不反对人权消极面向的重要性，西方也并不反对人权积极面向的重要性，只是两方的侧重点不同。但中国偏好人权积极面向的主张常常备受指责，而且这种指责还颇有“诛心论”的特点。如有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权利是一种“奢望性权利”，只有在满足对自由权的保护基本实现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这两个前提之后才有可能对其进行保障。那些发展中国家偏好强调保障经济与社会权利，是一种刻意忽视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由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