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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 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龙城飞将　　关于梁丽案件，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本来想收笔，转而写点别的。但前几天进入到雅典学园，看到首页推荐阅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细读之后，感觉院长确实有许多高见，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法律就是法律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　　何兵教授说，梁丽案件的“处理结果虽然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由此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社会应当高度警惕。有可能像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处理的结果是，老太倒地无人扶，而梁丽案可能的结果是，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　　教授想说什么呢？结合何先生在文章后面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深圳检方没有以盗窃罪起诉梁丽，但梁丽的行为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所以应当由东莞的珠宝公司以侵占罪起诉。　　但东莞公司表示过，不以侵占罪去起诉。这样，教授只能遗憾了。依何先生的观点，梁丽构成了盗窃罪，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逍遥法外”。　　如果把教授的话倒过来，也可以说，梁丽案件虽然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但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可以确定，这里讲法律，是指刑事法律，即根据刑法的规定，梁丽是否应当被判刑。　　深圳检方已经做出了决定，梁丽行为不适合以盗窃罪处理。同时，所有支持梁丽的人们，不会赞同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法律就是法律，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在机场拾得物品不能直接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　　教授认为，“假如此类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机场的某些工作人员如果知道在机场拾得物品，法律上仅有返还的义务，有人将会贼心频起……乘客们将会变成弱势群体”。　　毫无疑问，乘客们进入机场、车站、码头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东西不被偷窃或遗失。而关注乘客物品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职业盗窃犯罪嫌疑人，一类是如梁丽等机场员工。职业盗窃嫌疑人事先谋划好想盗窃旅客的财物，梁丽等人只是顺手牵羊式的拾。即使把梁丽这种行为定性为侵占罪，旅客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有一类人就是盗窃犯罪嫌疑人在更加关注着旅客的行李物品。　　所以，无论梁丽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旅客们都不能在机场、车站和码头掉以轻心，不认真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　　反之，不能由于一些旅客不想在机场这种公共场所认真地看管自己的财物，就把梁丽一类“拾”的行为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拾得别人遗忘物品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饰品，显然不是遗弃，只能是遗忘。　　拾得别人遗忘的物品，可能构成侵占罪，但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构成侵占罪。　　教授正确地指出，“拒不交还”是指行为人拒绝交还非法侵占物的行为。法律未明之处在于，“拒不交还”是指被害人或他人发现后拒不交还，还是指行为人自已发现系遗忘物，在可以交还时，拒不交还？具体到本案来说有两点必须研习：一、梁何时产生交还的义务？二、什么才是法律上的“拒绝交还”？教授引用《深圳机场旅客遗失物品的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凡捡拾到旅客遗失物品原则上必须在当天（最迟不晚于次日9时）由捡拾物品的本人或单位相关负责人交候机楼失物招领处”，确认梁丽未履行返还的义务。这是对的。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未履行返还义务，并不能直接定性为刑法上明文规定的“拒不归还”？　　“拒”，这一字之差，会在行为人身上产生由无期徒刑（若以盗窃论罪）或五年徒刑，到无罪释放的司法蹦极！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权利，不能不认真对待！　　梁未依制度规定，将物品带回家，是否构成“拒绝返还”？　　这涉及法理上对“拒绝”的认定，存在解释空间。对此，教授提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他的结论是：梁明知此规定而仍将物品带回家，此系以行为表现出来的“拒绝返还”。梁将物品带出机场，即构成法律上的拒绝返还。警方找上门后，是否存在二十分钟后才返还的事实，不影响行为之定性。梁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应无争议。　　教授的观点隐藏着极大危险：　　依照教授的说法，各个机场的清洁工都有“侵占罪”的嫌疑，只是数额较小，乘客没有报警，没有追究而已。　　依教授的观点，完全可以用一面自称为法律的放大镜把这些清洁工们照一遍，看他们何时有过侵占罪的行为。　　我们现在社会的理念是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法律框架下，任何公民，非经法院正式判决，不得定罪。法院判决必须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当依有利被告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　　所以，梁丽等人的行为，在没有依法明确的确定为“拒不归还”时，并不能简单地以侵占罪定罪。依据法律的规定界定侵占罪　　何为拒不归还？刑法上没有直接的具体的规定。　　任何一个国家，对刑事案件的处理都是十分谨慎的，规定的条件是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