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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人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严重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与人类的生存自由，为了制止这种暴行，一场反法西斯和保卫人权的斗争应运而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世界各国开始高度重视人权问题，并深刻认识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尊重与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已不再是一国国内问题，而成为了国际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首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对《联合国宪章》所称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本文拟从中外人权的思想基础比较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定介绍，对国内外的人权问题作一个深刻而详实的比较分析。 　　一、中外人权的思想基础比较思考(一)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思想基础近代意义上的人权，应当说是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人权产生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近代人权存在的政治基础，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充当了近代人权降世的助产婆。m“由于人们……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处于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因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的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2]。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即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要求，采取了包括一切人在内的“人权”形式。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在革命胜利后立即用法律的形式和手段，确认和保障了自己已争取到的权利。其中，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在这些文献中，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基础，并建立了资产阶级人权存在与发展的政治条件。 　　实践中，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与制度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而一起发展的。资产阶级第一次人权运动肇始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人权理论的第一个杰出代表则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洛克。根据他的观点，人权即指自然法所维护的自然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一种“天赋人权”。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人权理论经历了“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说和社会权利说这三种人权理论形态的演变。客观地讲，西方的人权学说，是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历史上，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成为了二战以前的人权学说的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想对战后的人权学说仍有重大影响。其中，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学者密尔，他以“个人幸福”为中心，发展出了倾向于政府的“福利职能”。当然，我们在思考西方学者人权的思想基础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人权思想并不只是指17—18世纪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因为“人权的这种真正哲学是以自然法的真正观念为根据的，这种自然法是我们以本体论的观点来加以看待的，并且它通过被创造的自然的主要结构和需要传达着造物主的智慧。”[3]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思想基础，作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和功利主义思想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正义论和人本主义。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改变，英国政治学家拉斐尔的解释是：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权利，是因为这些权利过去被认为是来自“自然法”或上帝的法律，“但现在不必再在这些权利的观念中包括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预想了”。 　　(二)社会主义人权观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作品《神圣家族》一书中曾引用黑格尔关于人权的一个著名观点：“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2]社会的经济进步与发展，激发了人们内心那种向往平等与摆脱桎梏的冲动，而人们总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交往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 　　在社会主义学者的眼中，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指人按其本质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整个人类的普遍真理，是“权利的最一般形式”，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一定时代的人们的利益要求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说：“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m当然，任何事物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也是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以往一切人权理论的科学总结。它汲取了历史上与当今世界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思想中各种有价值的科学成分。如果一个人，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完全割裂开来或者简单对立起来，以为它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学者的眼中，人权理论应当是实践的总结，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不仅应当总结社会主义人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