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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日本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_国际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摘要 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日本社会一直没有解决好是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日本政府实施的是“现实主义”外交方针,而社会底层却一直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暗流。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近代化步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近代日本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未来,中日两国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如何调整两国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认真完成的“作业”。 关键词 变革逻辑 自我定位 现实主义 正常国家 右翼势力 当1889年亚洲第一部宪法在日本颁布,人们希望日本能带头走一条民主之路。当“兴亚”呼声起于日本,东方一些国家渴望“亚洲一体”。然而,众所周知,近代日本的“兴亚”以“侵亚”告终。同样,西方的“民主制度”至今也没能真正在日本扎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近70年,日本仍在“自立”与“附庸”之间徘徊。战败,使日本从“亚洲盟主”的高位跌落下来;崛起,使日本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其躁动与不安,不仅给周边带来恐惧,也考验着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和民族的理性与智商。 社会变革: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 从“明治维新”开始,历经“昭和维新”,再到“平成维新”,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变革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革命”被“改良”所取代。人们常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究其原因,正是由其社会发展的改良性质所决定的。近代日本“文明开化”的旗手是那些“尊王攘夷”者,而那些侵略亚洲的急先锋不是“欧美派”,恰恰是“亚洲派”。明治维新使近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并跻身列强之林。但是,近代日本国家的真正权力核心却是藩阀、财阀与军阀。政党政治想取代藩阀政治,军阀想取代财阀。“昭和维新”就是中下级青年将校替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请命,以表达对大财阀、大军阀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满洲国”就是他们的试验场、他们企图在国外建立“理想国”。这里培养出一大批“新官僚”,为战后日本重建准备了队伍,岸信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却忘了这是在侵害别国的主权。北一辉理想中的“革命大帝国”日本,到头来只能变成了侵略的大日本帝国。 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在德川幕府“版籍奉还”、“王政复古”的前提下进行的,近代日本构建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正如幕府成立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一直都没能真正掌权一样,近代的日本天皇也没能成为决策的真正核心,先是“藩阀”、后是“军阀”,控制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大权。明治政府的“民主政治”有名无实,政府成立18年后的1885年,日本“内阁制”才得以建立,而当“帝国议会”于1890成立时,《大日本帝国宪法》已经颁布一年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在近代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实,中国洋务运动的效果一点不比日本差,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大清朝就已显现出高于日本的实力。但其后仅10年光景,中日力量对比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不但严格贯彻“和魂洋才”,甚至有政策精英鼓吹“洋魂洋才”。日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创立起近代国家框架。另外,在构建教育体系和转变思维模式上,日本也做了不少“功课”。 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精神上。“中体西用”甚至在今天都没有过时,但在日本,19世纪80年代末期,“汉魂”与“汉才”一样受到质疑,“东洋史学”的建立,就是日本人“中国观”第三次变迁的先兆。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蔑视中国的心态正式确立起来。日本在古代曾吸收中国文化,实施“和魂汉才”的改革开放路线。近代以来,汹涌的西化大潮让日本无力抵挡,要想摆脱被殖民化的厄运就必须与列强为伍,并导入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此,必须排除作为“虚学”的理学,由西方的“实学”取而代之。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和智囊对于西方文化也是来者不拒并极端发挥,“鹿明馆文化”就是其中一例。19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日本将吃牛肉、跳交际舞视为近代化的标志,当时的文化部长森有礼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给日本人换血,鼓动用与西方人通婚的办法来改变大和民族的落后基因。 西化派的极端做法遭到传统派的抨击,“国粹派”诞生并主张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标准。“保守派”与“民族派”的诉求在19世纪末西化派对外扩张的进程中成为社会与民意基础,其后的“大正民主运动”使之受到一定制约。但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以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短暂的政党政治高潮结束,取而代之的便是军部影响的不断扩大。军部上层的对外扩张以及中下级军官对现实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使日本的权力结构发生倾斜并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