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出家他也比别人做决绝-彻底.docxVIP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弘一法师出家真相原来如此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李叔同男扮女装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