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管理学教学课件.docxVIP

再问管理学（上） ——“管理学在中国”质疑 ?　1　引言：质疑是创新的前提　2011年4月，我国备受关注的教育家刘道玉对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和麻省理工学院150年校庆的筹备作了深刻点评：　清华大学(北京)早在5年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3年前就开始1 000天的倒计时活动，从北京到美国的声势可谓创名校百年校庆之最，可是，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　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2011年1月7日～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清华大学(北京)没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两名校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汪晖指出：“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管理学者理应成为这样的反思者。　2011年9月9日，郭重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主持的第67期双清论坛的总结中强调：“‘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12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继承和发扬“反思、质疑、批判”的精神。质疑是反思成功与否的关键；批判是指对质疑准确的关键点进行清扫，进而提升未来事物运行的成效。要而言之，不破不立，“反思、质疑、批判”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和灵魂。　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严肃的反思都是刻不容缓的。为此，本刊自2011年第7期始将“学术争鸣”栏目改为“争鸣与反思”栏目，希望为我国管理学界提供一个反思的平台，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的集聚和共进作出媒体的努力。　本刊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2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5年过去了，对我国管理学勃勃生机背后的疑惑并没有减少，如何厘清当今我国管理学界的热点与难点值得冷静地反思、质疑和批判。　　2　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现状的质疑　管理学百年历史中，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贯穿始终，亦即管理学的学科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困境始终没有解除。　在美国和欧洲，20世纪前半期，管理学处于启蒙时期，管理实践者就是管理研究者，管理研究课题源自实践，研究成果直接指导实践，实践相关性甚强，但研究成果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定性的——学科合法性逐渐遭到质疑。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管理学学科合法性运动。大学中的商学院受洪堡原则的驱使，将“求用”的管理研究引向“求真”的“管理解释学”，以巩固其在大学的学术地位(合法性)——大力提倡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管理学，力图将描述性的管理研究提升至科学化的管理研究。随后，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不同追求，直接衍生出管理学者的两大部落。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权威期刊AMJ等竟到了“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力挺管理研究科学化的极端程度；然而，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并不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就能解决的，所以美国的ASQ、OS、AMJ、AMR以及欧洲的BJM、JMS等权威学术期刊一直很关注学科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演进：不仅助推学科合法性(科学化)的强势，而且担忧实践相关性的下滑，于1982年(ASQ)、1989年(AMR)、1999年(AMR)、2001年(AMJ、BJM)、2007年(AMJ)、2009(JMS)陆续出版了针对这一管理学发展的焦点的专题系列文章。近30年来，美国的数任管理学会主席也都对此焦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至今仍未能将二者有效地融合。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管理理论，恰值美国“管理研究科学化”的高潮期，自然会受到直接影响，当然会有滞后：2000年以后，《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也仿效AMJ只对实证研究论文感兴趣。各种基金也以在中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成果验收标准，于是，管理学者们大量生产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关注实践相关性的学者越来越少。针对这一背离管理学本质的偏向，以2004年8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标志，正式将“实践相关性”提上日程。《管理学报》自2005年1月始，开展管理学在中国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并于2008年3月、2010年11月先后启动“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实践·管理”论坛2个系列学术会议，集中探讨相关主题；2012年5月又启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这一关乎管理学科“硬核”建设的专业化的系列学术会议，是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