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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建构政治民族问题的思考_中国政治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缺乏对现代国家必须建构“政治民族”的认识,是导致当前民族关系出现复杂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 在大批学者都纠结于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的论争时,少有人意识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不懂得“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关系,缺乏现代国家如何建构“政治民族”、如何妥善引导“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战略思维,才使得马戎教授全方位质疑的种种问题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社会现实中凸显出来。什么是民族?东西方话语大不一样。眼下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虽有“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等等诸多提法,但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尚未能达到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所谓“四要素”的定义,即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斯大林又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P.33)斯大林讲的是欧洲近代产生出来的国家层面的那个“民族”,这一句话把习惯于中华传统思维、对现代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民族话语似懂非懂的中国学界搞懵了,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所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民族”的问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多数人以“斯大林同志所论”为依据,但范文澜等学者坚持民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形成。这个问题最后未能形成共识,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定义,一直被学界看作是对“民族”最权威的阐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倾向于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已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P.16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4](P.515)以此为佐证,恩格斯所言的那个“文化民族”,显然同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那个“民族”不是一回事。“文化民族”用以维系自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曰民族“认同”)的诸要素,比如2005年我国关于“民族”的新说法的6+1要素,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性,没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此种认同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认同”特征。而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是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更强调“政治认同”。这种认同,首先是对国家的认同,即对国家的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此种认同是国民的第一意识,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认同,而对多元文化的各自认同继续存在,但后面这种文化的认同与前者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要弄清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了罗马人。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3](P.415)当高卢人、伊比利亚人等众多民族被罗马帝国“刨削”成罗马人后,原有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被湮没的状态,直到以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也基本如此。历史的进程终于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上了日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互相推动,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支柱———基督宗教。资产阶级竭力启发并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引向自觉,升华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将原本作为帝国统治一部分的某个以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其共同地域固化为新的国家的版图,人们共同体活动的边际(文化边际)确认为国家疆界,并提出国家疆界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启蒙思想为指导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以文化(被唤醒而复兴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化为与政治实体———国家相适应的“民族”,建立起新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natin-state)。[5]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的过程。新打造而成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文化经过了塑造,加入了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及核心价值相适应的大量内容,且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