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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历史论文论文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通常都同意：在朝代的兴衰更迭中，有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他们称之为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无疑地，一个朝代可以经历过好几次衰落与复兴，然后才完成整个循环。对一个已知的循环加以详细的描绘——不但顾虑到该朝代整体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考虑到其间的小起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朝代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研究，如果能够正确而公平地反映出一切既往的陈迹，那将会使我们对朝代循环的理解更加深入。不过，这种形态的描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我要对有关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基本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朝代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很多，有长的，有短的；有汉族的，有异族的。统治家族如果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就可以算是大朝代；如果只控制一小部分地方，那就是小朝代了。现代学者讲到朝代循环的时候，差不多都只是指传国久远的朝代。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能够用同一个尺度来处理。不过，将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小朝代的形态也描绘出来，确是值得一试的。这就包括了如战国时代之七雄或五代时期之十国等独立的小邦国。如果我们能找出形态的差异与领土的差异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将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中国传统上讲求正统朝代与僭伪朝代的区分。然而，用来判定这种差别的标准，却总随着历史家所处的时代而各有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魏、蜀、吴三国历史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西晋时代，魏被认为是正统，因为它从汉朝取得宝座，而后又依序移转给晋朝；当然，也因为那时候魏占有中国的中原——黄河流域的缘故。到了东晋时代，这种看法就受到怀疑，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法统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东晋只能保有半壁河山，自然而然地就同情起西蜀来，因为西蜀也曾处于一种类似的偏安局面。到了后来，地理性的标准与血缘关系的标准两者之间的分野，越变越严重。因为司马光(北宋)将正统归于魏，而朱熹(南宋)却给了蜀，认为后者承继了汉朝。这个思想史上显著的差异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一定要切记不要让正统的观念限制住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说，王莽的统治就也可以当作如隋朝一般的短命大朝代来研究。第二个问题是朝代的终始要怎么讲才好。中国传统通常都把建立国号的时间定为一个朝代的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国号的建立，也就是自立为天子的有效声明。可是，在正式肇建之前，一个朝代可能早已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了。秦——第一个帝制朝代，便是一个例子。在这点上，秦与隋大相径庭，虽然这两个朝代在其他各方面颇为相近。在异族建立的朝代以及我们知识所及的两个极古老的朝代——商和周，我们都可以找到源远流长的例子。异族朝代与古代中国王朝之间这种类似性，是值得注意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朝代正式建号以前的情况也包括进来应该是合理的。虽然大家也想将建号前这部分的形态与以后的部分作一番区别，好比说多多少少赋予它们不同的色彩或者什么的。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观点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册，页987，论《三国志》。 有关正统论的文编见《古今图书集成》卷452，“帝统部”。有趣的是这一部并不像其他各部，它只有艺文，而没有一小节总论。总论通常是用来或多或少叙述公认的观点的。这一部的短序中，该书的编纂者解释略掉总论的理由是关于这个论题并没有什么公认的看法。在清朝治下，这是再正确也不过了。(按：关于正统论有饶宗熙、赵令扬两教授的新著。) 这两个朝代的比较，见卜德(Derk Bodde)对宾板桥(ary FEA，26，159，)一文中说：“事实上，由于王莽在乎帝之下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因此他应该当得起这段时间一切改革的美名。” 铎亦趋(Karl encius，p．232．Robert K．Douglas在其History of China(1885)，p．58中提到：“中国人普遍相信一个朝代的自然寿命为两百年。”不过，我找不到它的出处。(按：似曾见，指伪撰洪承畴奏折。) 关于邵雍世界年表的叙述，参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本)卷2(1935)，页469—476。关于中国哲学的循环理论，参考徐炳昶，“我国的循环论哲学”，《哲学评论》，第8卷(1943年)，第2期，页662—679。 《新唐书》卷201，页14上。有关五行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之五德的关系，见狩野直喜的综合讨论，“五行の排列と五帝德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3期(1933)，页1—32；第5期(1934)，页50—86。 《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4，页15。 比较上说，赵翼对气运的解释是诉诸自然，而非机械的。并且在深深倚重“天”的因素时，他也没有忽略掉整个问题中人的一面。好比说，他对皇太后们自私自利罔顾大局的批评，就是依据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