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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卢梭自然观比较及文化意义 　　[摘要]庄子与卢梭同样发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直接对抗性，并对人的自然本性及人类的生存走向表示特别的关注；他们同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类应从人为存在回到自然存在；并且也同样试图通过向人类早期生存状态回溯的方式，发掘对抗各自所处异化状况的有效途径。但庄子与卢梭的自然观也在哲学基础、社会理想和审美态度等方面存在着根本不同，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从现代性的理论视域比较庄子与卢梭的自然观，对于批判地吸收他们各自的思想精髓、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二律背反问题以及更好地建构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庄子 卢梭 自然观 文明 文化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董晔，男，文学博士，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文明、文化与建构和谐世界研究”（成果批准号12ZD010）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魏晋人物品评的诗学解释学研究”（资助编号：2011M500484）阶段性成果。 　　一 　　庄子与卢梭均是东、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大家，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不同，但在哲学、美学思想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自然观方面存在交集：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表达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形上追求；就社会理想而言，它体现着自由、平等的人性追求；就审美态度而言，它又演绎着追求本真、拒绝人为的艺术追求。而这些共同点也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阐释的有效空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问题上，庄子与卢梭均主张取消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它们的和谐相处。一方面，先秦时期处于原始混沌状态的自然崇拜、天人感应思想，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那里提升为整体的哲学认识。在庄子看来，“天”与“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齐物论》），即天地虽大，却与“我”共同存在；万物繁多，却与“我”并无差别。他站在物性平等的立场上，主张天地万物的同生、同体，即“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在庄子的??学思想中，无论“人”还是“天”，都统属于宇宙之“大全”，“人”如果从“天”中分离出来，那么“天”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宇宙也就不具有整一性了。因此，人与自然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推动、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欧洲人从来不委身于自然”[1]（118）。从古希腊直到近代，西方文化中一直在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功利主义伦理主义，更是片面强调人的价值，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甚至弱肉强食的法则，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导致自然界被过渡地开发索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截然对立起来。直到18世纪卢梭呼吁“回归自然”，才开始启发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卢梭看来，宇宙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排列在它的周围，以便彼此互为目的和手段。”[2]（394）他提出一种整体论的自然观，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个实体之间是美妙和谐的关系；而事物发展是无数生生不息的因果链条，在特定的因果联系中，每个事物又互为目的和手段，它们之间紧密配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梭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谐的，其“回归自然”的口号也有着东方哲学式的思维特点。 　　尽管庄子与卢梭在宇宙自然观上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紧密相连，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但东、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使他们分别对人与自然做出了相异的价值选择。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偏向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更没有对物质界和精神界的二元划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也向来主张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相应地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人则强调认识主客体间的依存与包容，表现为一种不可做物我分离的一元论。比如，“心斋”、“坐忘”作为庄子哲学中最重要的体道方式，要求尽可能地淡化人的主体意识，从以“我”为中心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与万物的交融共存中体悟生命的真谛或曰“道”的精神，因而具有典型的一元论特征。所以我们看到，庄子的学说避开了心物之争，只谈一元论。 　　与东方哲学不同的是，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专注对“自我”的认识与找寻，努力将“自我”从外在事物中分离出来，导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由原始混沌状态向物我分离的逐渐演化，“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3]（179）。尤其到了近代，笛卡尔把世界区分为心、物两种实体，更是对机械论自然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哲学传统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卢梭全部思想的一个当然前提，尽管他竭力回避并努力取消机械论自然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