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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视角下解析 　　摘 要：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仍然极强，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这种干预能力造成了目前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本文尝试从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视角，对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运用动态模型来说明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对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阐述内部成本外部化产生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和运用要素市场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行为，最终构造出了地方政府行为—要素内部成本外部化—产能过剩的因果链条。 　　关键词：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地方政府行为；要素市场 　　中图分类号：F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 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产能过剩就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化问题。截至2012年，我国经历了四轮产能过剩[1]，涉及到家电、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煤化工等行业。产能过剩形成大量无效的生产能力，不仅会导致企业库存增加、效益下降、市场恶性竞争、资源严重浪费，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大经济波动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产能过剩的现象正在蔓延，不仅限于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和电解铝等传统行业，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行业也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行业性产能过剩，如果不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则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 　　鉴于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综合起来看，市场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两个主要切入口。从市场性因素出发进行研究又分为如下角度：李江涛[2]和黄卫挺 [3]等学者从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在经济繁荣时往往会对未来预期过度乐观，有投资能力的企业就会加大投资、扩张其产能，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需求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导致企业措手不及而出现产能过剩；林毅夫[4]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易于对下一个产业形成共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造成投资过多；吕政和曹建海[5]从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出发，认为低进入和高退出壁垒易造成产能过剩。相较于市场性因素的研究而言，对于体制性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科尔奈[6-7]从政企一体化的预算软约束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由于缺乏内部产生的自我约束，体制内存在严重的“投资饥渴症”，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机构严格的投资分配过程来约束这种症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决策开始分散，政府对企业的外部控制开始放松但却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投资饥渴症”的约束机制被打破，新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这使得改革过程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张军和哈勒根[8]从转轨期的市场结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只要进入成本相对小于进入后的寡占利润，特别是，如果厂商预期进入后的市场结构为共同垄断型或古诺型，进入总是成为厂商的纳什均衡策略，而转轨经济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部门和区域市场分割以及市场保护预期的影响，经济转轨初期的市场结构是共同垄断型，因此过度进入就必然发生；沈立人和戴园晨[9]及周黎安[10]从行政性市场分割的角度，认为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地方政府在搞经济发展时自成体系，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结果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和大量的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 　　针对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而言，从体制性或市场性因素角度进行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针对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和预防而言，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单纯由市场性因素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往往会随着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而逐渐消除，不需要进行治理，并且不恰当的治理还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而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如果不进行治理将会长期存在，因此体制性产能过剩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加强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研究更有助于解决我国长期的产能过剩问题。 　　回顾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尽管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研究重点始终聚焦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方式上，但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一些体制性因素被消除，另一些体制性因素开始凸显，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于产能过剩而言，原来政企一体化、地方政府行政性的市场分割等直接干预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但地方政府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能力，这种干预能力造成了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内部成本外部化是指经济主体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使得一部分私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