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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论”视野下疑罪处理原则探讨 　　前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必须遵循的准则。疑罪的认定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而且也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疑罪从无”昭示着被告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蕴涵了人权保障的进步理念，然而，它在制度上的确立与实践中的展开却跋涉着艰难的步履。 　　回顾发生在美国的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法庭明知做出无罪判决可能会致使一个杀妻恶魔逍遥法外，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按照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检控方必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如果检控方的证据不足或者存在疑点，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法庭须宣告被告人无罪。由于检控方证据不足，不能完全排除有辛普森之外的人作案的可能性，加之控方证人有种族歧视的倾向，陪审团为了避免公权力可能对个人的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冒着可能放纵一个杀人犯的风险，作出了宣告辛普森无罪的决定。 　　然而，如果在我国发生类似辛普森的案件，法庭的处理结果会是怎样？从以往的刑事存疑案件处理结果来看，国家司法机关通常对那些既不够证据证明其有罪，又无法验证其清白的人采取折中的办法，最理想的判决结果是死缓。而这种处理办法，无疑是对人权的一种强势侵害。因此，本文试图以“滑坡论”为分析切入口，厘清刑事诉讼中对于疑罪的处理原则。 　　一、刑事诉讼中的疑罪 　　1.疑罪的界定 　　关于疑罪的概念，理论界基本已达成了共识。一般认为，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犯罪事实和证据方面存在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判断的疑点的情形。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疑罪情形的，就属于疑罪案件。 　　然而要厘清疑罪的“疑”的具体表现，疑罪案件的性质等问题，必须从定罪量刑的具体要求入手，进一步分析对疑罪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证据上符合以下四个基本要素，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判处刑罚：第一，对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确认属实。第二，对于案件事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第三，刑事案件的??个证据都必须和犯罪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且真实的联系，且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证明力。第四，综合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有罪的确定结论，并排除了无罪的一切可能性。但是，要将案件事实原封不动地再回放是不现实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只是一种“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根据现有的证据既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也不能排除其犯罪嫌疑的情况，这就是疑罪案件。[1] 　　2.疑罪的处理原则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如何处理疑罪存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主张疑罪从轻。该种观点认为疑罪从无也即是对案件进行无罪推定，难免造成轻纵犯罪，因此认为凡是疑罪都应当被认定为有罪，但基于有错判的可能性，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二，主张疑罪从撤。认为对存疑的案件既不做有罪推定，也不确认无罪，而是由侦查机关撤销案件。[2] 　　第三，主张疑罪从无。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疑罪从无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公民人权的处理原则。只有履行疑罪从无，才符合我党关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精神，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规则的必然要求。 　　3.实践中我国的刑事存疑处理：现状与不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存疑因诉讼各个阶段的不同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制措施的采用方面。《刑事诉讼法》第51 条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次用到了“可能”一词，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多数侦查机关秉着打击犯罪的思想，通常滥用强制措施，最终导致公权力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第二，立案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虽然这条法律明确规定了立案的条件，但对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而仅有一些“存疑证据”佐证该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因无法可依，在司法实践中，公安侦查部门往往草率的立案。 　　第三，起诉方面。《刑事诉讼法》第140 条第4 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即存疑不起诉的规定，但是目前检察机关对于适用不起诉尤其是存疑不起诉有严格的控制，直接导致了存疑不起诉的规定形同虚设，直接影响着其保障人权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