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许我以幸福,在这无凭尘世上.docVIP

基辅许我以幸福,在这无凭尘世上 　　通过漫长的边检队伍，经受慢条斯理又充满怀疑的护照检查，入境章“咚”地一声落下，你才会如释重负：可以进入基辅了。 　　在这座乌克兰的首都城市，2012年欧洲杯的举行使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得到了一番整修，现代化的新航站楼拔地而起，但依然无法改变穿制服的老大妈和像旧时国营商店一样陈列的“乌克兰特产”（纪念衫、钥匙链、各种做工粗糙的小玩意）带给人的强烈印象。 　　初来者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些都归类为“典型的苏联国家”。他们穿过巨大而丑陋的城市外围，目之所及只有一片灰暗：苏联式大楼日益破败；纸盒一样的低矮房子拥挤在路边，贴满各色俗艳广告；老式拉达车缓缓地驶过失修的公路…… 　　但是，从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开始，另一个基辅渐渐铺陈开来。 　　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圣米哈伊尔修道院建筑群壮观的金顶和精巧的浮雕令人目不暇接??中间则是完全欧洲式样的广场、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古旧的石板路；之后便是安德烈斜坡——基辅的“蒙马特高地”；山顶是俄罗斯巴洛克式样的圣安德烈教堂，可远眺辽阔平静的第聂伯河。艺术家们居住过的老屋沿着山丘间的石子路缓缓向山下排列，兴奋的外国游客流连在乌克兰刺绣、手绘陶器、传统人偶和古董摊位前…… 　　冬日大雪将斜坡变成缓坡，五颜六色的房屋漂浮在积雪中 ，似一幅天然的油画；夏日，雨水则从坡上哗啦啦流下，行人不得不四处躲避。“无论在莫斯科近郊的雪堆中，还是在白俄罗斯河流的沼泽地带，基辅是我永不能忘怀的第一个爱人。”诗人古津科写道。 　　苏联时代，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每次回到基辅，都会为这里人们的“轻松、亲切和活泼”感到震惊：“夏天咖啡馆中坐满了人，一直喝咖啡或吃冰激凌。每个人的脸上带着微笑，我怀着嫉妒和赞美的心情瞧着他们。看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南方和北方，乌克兰的幻想和幽默使古老的俄罗斯的严峻外貌增色不少。” 　　这样的旧时基辅已经仅存于文学中。安德烈斜坡的老屋人去楼空，坡上除了兴高采烈的游客，衣着过时、面无表情的基辅人匆匆而过，手里提着塑料袋，吃着塞了大蒜或香肠的炸面包。路边咖啡馆仍出售樱桃馅饺子，顾客却寥寥，取而代之的是超市里大包的冷冻饺子——物价飞涨，对平民百姓而言，在外吃饭已有些奢侈。 　　不满的情绪四处蔓延。农民们提着干草叉在政府门前抗议限制农产品出口，中小企业主和商人抗议对他们增加税收，退休职工抗议过低的退休金。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前总理季莫申科的支持者们在奇列夏季克大街上肉搏。曾揭露前总统库奇马腐败内幕的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的被害纪念日里，民众高举蜡烛走在独立广场上，“12年后真相仍在等待，这个国家正常吗？” 　　独立20多年来，年轻的乌克兰并未如人们预想的一样，成为“下一个芬兰”。曾使爱伦堡陶醉的微笑已不易寻觅。 　　什么才是“真正乌克兰的” 　　80岁的阿利亚来到基辅60年，仍保留着乡下的传统。她把市场买来的西红柿、黄瓜和红菜根用盐水腌制，放进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子里，用蜡封好。她有两台“明斯克”牌冰箱，里面从上到下堆满了食物，橱柜里堆积着足够吃两年的米、面、糖和盐。“这不算什么。”她说，“隔壁邻居在门口挖了小地窖，专门放土豆。很多人还有大地窖，放蔬菜水果。” 　　从古基辅罗斯公国覆灭到苏联成立，乌克兰土地上的重要城市原本都被外人占据——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居住在利沃夫，俄罗斯人住在基辅、敖德萨和顿涅茨克，犹太人则遍布各地……各方强权给相关的地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原住民则长期以农业为生，直到斯大林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他们才大批入城。上世纪30年代，乌克兰族居民首次在基辅人口中占多数。 　　在基辅，游人穿过辉煌的历史遗迹时不由得生出疑惑：俄式、拜占庭式、新古典主义式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到底什么才是“真正乌克兰的”？“大概是贝拉戈瓦吧！”基辅大学学生亚历山大说笑道。贝拉戈瓦是基辅郊外的露天民俗博物馆，里面搜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各种传统农舍真品。 　　1921年，苏联挫败了乌克兰短命的独立国家。但斯大林感觉到威胁苏联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根源在于农民。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乌克兰人相信，正是源于农民、渔夫和逃犯的哥萨克武装，首次建立了一个没有确定边界、没有成文法律、没有通用货币、军政不分且没有固定首都，只有塞契（Sichs，要塞营地）的国家，17世纪的哥萨克首领赫梅里尼茨基起义反抗波兰，正是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开始。 　　饥饿成为斯大林对付农民的武器。这些人不愿将农产品交给国家，也不想加入集体农庄，这种“狭隘、贪婪、迷信”的小农意识必须被改造成“崇高的无产阶级精神”。于是上百万“富农”被送往远东劳改营，乌克兰出产的几乎所有粮食被强行征收，同时禁止将任何货品运往这个“落后的地区”。对斯大林而言，这是一举两得的妙计：粮食出口换来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同时消除了乌克兰民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