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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居环境评价机制主要问题、原因及政策建议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起于“家庭环境”和“邻里环境”，包括层高、庭院、区位、卫生条件、建筑与环境协调、空气质量、街道规划和公共设备[1]。1991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开始制定住房指数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城市指数项目[2]。199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批准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工作计划》[3]，并构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4]。同时，世界银行城市局牵头构建了全球城市指数，并按照“由下而上”模式与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和美国的九座城市建立了合作关系[5]。西门子公司委托欧洲经济学人智库构建了欧洲绿色城市指数[6]。2009年，哥本哈根的绿色城市指数位列榜首，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分列第二、三位，而基辅以33分排名最后。2010年，西门子和经济学人智库在欧洲绿色城市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亚洲绿色城市指数。 　　1993年，吴良镛先生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并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提出了人居环境理论分为传统建筑学阶段、广义建筑学阶段和人居环境科学阶段，且包含“五大系统”、“五大层次”以及“五项原则”[7]，为评价我国人居环境奠立了理论基础。封志明等[8]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构建了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另外，其他学者[9-13]从不同层面，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开展了人居环境相关研究。总体上看，我国现有人居环境评价基本上是沿袭西方建成环境评价学的体系，评价方式是一种以概念评价、事后评价为主的主观评价[14]。人居环境评价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定位于空间表述，以交流与合意、分析和决策为目标的研究很少，人居环境的价值化评价和政策效果的分析相对薄弱[15]。 　　为了表彰在城乡建设和管理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城乡环境质量，提高城镇总体功能，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城市、村镇、单位和个人，原建设部于2000年设立了 “中国人居环境奖”，这是当前国内城镇建设的最高荣誉奖，它的设立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由???地域空间差异、文化风俗差异、城市发展阶段差异等客观原因导致人居环境评价过程中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亟须解决。 　　一、人居环境评价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评价标准混乱问题突出 　　2010-2012年开展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居环境评价机制研究发现，至2010年底，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80.1%的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87.0%、77.3%、72.6%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这一目标；全国46.3%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目标，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52.2%、44.5%、38.7%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此目标。另外还有诸如“低碳生态城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多个名称。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各个地区都在给自己的低碳、生态建设划定标准，比如杭州出台了50条“低碳新政”，无锡则建立了6个低碳体系，地区各企业纷纷制定了独立的指标体系，最终导致标准参差不齐。 　　（二）评价指标脱离实际情况严重 　　现有指标过度注重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导致很多与民生相关的指标没有纳入人居环境指标体系。调研发现，人居环境中居民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分别是空气质量、住房问题、养老服务问题，但在联合国人居奖和中国人居奖指标体系中均缺乏足够的考核指标。在居住环境方面，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是物业管理，很多老城区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城市景观标识设计、建筑风格方面，老城区主要路口与地段缺乏具有特色的标识，甚至没有道路标识。在城市管理方面，食品卫生、交通秩序及市场管理的居民满意度评价较低。 　　（三）评价奖项影响力弱 　　自1989年联合国人居署设立联合国人居奖以来，中国已16次荣获联合国人居奖，1次年度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奖，而自2000年原建设部设立中国人居环境奖以来，全国仅有28个城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360个单项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调查发现，在与城市人居环境相关的各类评比奖项中，人居环境奖的影响力目前较弱，不仅远远低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部委的荣誉奖，在媒体和公众中间的影响力也不如一些商业调查机构的评比结果。比如零点调查公司、美世公司的调查评比结果每年都被媒体和社会广泛引用，但人居环境奖的“曝光率”则微乎其微，因此，其它部门开展的对改善人居环境实施效果很好的项目未能参加申报。 　　（四）人居环境公共参与程度低 　　调研发现，就改善人居环境状况所依靠的主导力量来看，26.6%的市民认为需要依靠提高公众的人居环境意识，50.7%的市民认为是依靠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执法力度的加强，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