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博弈与平衡.docVIP

论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博弈与平衡 　　如果说司法是实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手段，司法公开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和表现形式之一。公开的对象除了各相关当事人，最主要的便是公众和媒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公众意愿的媒体在司法公开性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既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摩擦。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一定时期的磨合中，逐渐形成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冲突界限。因此，明确司法和媒体各自活动的合理界限和法律禁区，在彼此的自律与他律中，使两者之间的冲突尽量控制在合适的限度内，实现公民权利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天然联系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指向。 　　首先，媒体监督体现了公众参与和公权制约，是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司法公开、阳光审判也是程序民主的体现；其次，媒体监督和司法公开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都是寄希望于公开公正的正当程序来实现社会正义，从而降低司法不公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实现司法民主与公正，法官的裁判过程和结果需要公开，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尊重社会的一般正义观与公众舆论。 　　（二）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建立于共同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正确的媒体报道促使在公开司法中实现司法公正。在司法实践中中，媒体的适当介入则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与司法内在的公正力量相结合，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社会公众监督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换言之，将司法偏差甚至犯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就个案而言，由于媒体的介入，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会更加严谨。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梁丽案”，该案最初被深圳市公安部门以盗窃罪立案，深圳市检察院也以该罪名批准逮捕，后来在媒体的关注下，改为自诉性质的侵占罪。 　　（三）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有共生共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传媒才能更广泛地及于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公众???媒体的报道有助于在司法公开中普及法律，从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公众相信正义可以由司法途径得以实现。通过弘扬法治精神，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也推动了中国的司法进程。在我国，司法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但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敏感的领域里面，通过媒体的介入，使得决策层感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呼声，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比如，2000年初，媒体广泛报道了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错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死刑复核制度的关注，最终促成了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上收；再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则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显而易见，媒体的推动对于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有益的助推作用。 　　二、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摩擦与冲突 　　在现实中，放眼司法实践，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与摩擦因素。如有的媒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报道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失实，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对问题的评论过于偏颇，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 　　追究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媒体与法院各自独特的价值追求。一方面，新闻媒体之所以对法院司法活动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正是为了让体现民意的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进行监督和制约，努力促进司法改革和社会公正；然而，过量的新闻报道、有失偏颇的公众舆论，比较突出的“越位”关注，又对法院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使得法官们不得不对媒体干扰司法活动、影响审判公正的行为进行指责。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金柱在被判处死刑后曾感叹不是法院而是媒体对其作的判决，这着实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影响力量。在法治国家，程序正义是法官断案裁决的首要追求，一旦媒体监督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可能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仓促或延缓，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同时，从深层追究，法院与媒体产生的冲突体现了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言论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或者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宪政层面的两种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价值冲突。众所周知，司法公开要在司法独立原则的维度内活动，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志和坚定标杆。而媒体监督本身所蕴含的公民宪法性权利——知情权、监督权同样有着宪政层面的强力支持。因此，媒体监督及其承载的民意与社会舆论对司法的独立裁判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使得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实质上变成了宪政层面的博弈。 　　三、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