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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 　　摘要：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或不显著的，就自我耕种与闲置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但影响较弱；就自我耕种与转出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土地规模；土地流转；耕地撂荒 　　中图分类号：F323.6；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59-05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尤其是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镇，这为城镇工业化生产所急需的大量劳动力提供了保障，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这种劳动力流失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一方面是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增加了土地流转规模[1]；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也是造成大量耕地撂荒现象的关键，进而不利于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和保障13亿人的饭碗。在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耕地闲置撂荒、土地流转现象都不多见，但随着城镇工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耕地不再仅限于自我耕种，土地处置方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耕地撂荒现象、土地流转大量出现。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农民对土地处置方式的选择？或者说，决定农民在耕地自我耕种、转出、转入和闲置撂荒之间选择的因素是什么？ 　　就本文的检索，只有两篇直接关注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的研究文献：张务伟、张福明和杨学成基于在山东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农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联系[2]；龙开胜和陈利根则基于在江苏、安徽、湖南、河北等9省的500多份调查统计分析???探讨农民意愿对农村土地配置可能带来的影响[3]；张务伟等人将土地处置方式分为家庭耕种、请他人帮忙耕种和转包给他人耕种，并未考虑耕地撂荒的情况；龙开胜和陈利根则只把土地处置方式划分为闲置和流转两个方面，未能考虑家庭自我耕种的情形。同时，二者的研究都只考虑农户转出耕地，而忽略了考虑转入的情形。此外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地方局部的调查数据，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本文也注意到：也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间接地涉及了这一主题。这些学者从土地管理的视角，集中关注了农村土地处置方式的某一个方面。如骆东齐、周于翔和姜文[4]基于在重庆市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农民流转意愿和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曹志宏、郝晋珉和梁流涛[5]等对中国农地撂荒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杨东朗和吴正安[6]则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农户家庭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问题，特别是未能对家庭劳动力配置和承包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给予充分的重视。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利用CGSS2010的相关数据，从农户选择的角度来综合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当下中国农民耕地处置方式选择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就是考察农村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农村家庭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农村家庭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和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等因素对农民在自我耕种、农地转出和闲置撂荒之间选择的影响。基于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这个概念予以澄清。蔡昉的研究曾经提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概念，但他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一概念。就本文的理解，蔡昉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解为农村劳动力在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等不同就业领域的分布状况[7]。本文则在蔡昉研究的基础之上明确这一概念，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定义为农村家庭劳动力在不同的市场工作之间的分布情况，具体而言就是指农村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长期外出务工及短期务工之间的配置状况。 　　二、研究假设 　　本文理论假设共有三组，即承包土地规模假设、务农劳动力支持假设和务工收入替代假设。 　　承包耕地规模假设：家庭所承包的田地数量与农民自己耕种存在正向的关联，即家庭所拥有的耕地数量越多，自我耕种的倾向性越大。 　　农业规模（Farm Size）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农业物质生产函数中是有规模经济的，或者农田规模的扩大所致的成本节约可以带来相对价格优势[8]。此外，出于劳动力充分利用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