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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容利益”观察视角“国家悖论”治理 　　[摘要]“国家悖论”被道格拉斯·诺斯称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难题。经验观察表明，“国家悖论”在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国家建设”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借用奥尔森的“共容利益”概念，可以为我们摆脱这种困境提供一个较好的突破口。 　　[关键词]国家悖论；共容利益；国家建设；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106—05 　　学术界的已往研究表明，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现代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国家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契约为前提的，弱势国家或失败国家带来的不是人们希望的自由与繁荣，而是社会动荡和落后。在构建现代有效国家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有效国家的建设在实践中将要遭遇“国家悖论”的挑战。本文将结合我国国家建设的实践，提出一种应对国家建设中“国家悖论”的新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从增进“共容利益”的观察视角，可以更好解决我国改革实践中已经呈现出的“国家悖论”问题。 　　一、作为经济发展根本政治难题的“国家悖论”的概念 　　“国家悖论”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诺斯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关注国家问题，“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在于，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国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不同的国家结构将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建设起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的国家制度呢？诺斯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因为在国家建设中，人们常常需要面对一种两难困境，“为了理解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政治假设，需要了解经济的根本政治难题：一切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遵守契约、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政府，也足以没收所有公民的财富。理解经济长期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是什么在决定政府何时选择前者或何时选择后者。”诺斯所提出的这个??题在学术界被人们称为“国家悖论”或“诺斯悖论”。 　　诺斯的上述研究表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建设一个能够保护产权的强有力的国家，这要求政府成为一个能够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产权保护和公平裁判的政府，为了完成这一基本职能，政府必须能够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力、足够的财力以行使基本职能，要求政府要保持对暴力的控制以及政治权威的稳定和不受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这个强有力的国家不能侵犯和掠夺公民的财富，必须对政府的负能力，即可能掠夺社会、压迫社会的能力进行控制。这种加强国家正能力，同时又控制国家负能力的双重任务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秩序建设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将会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失败。 　　二、“国家建设”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初步过渡到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要求建立一个能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又控制其危害性的政府。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面对有效国家建设中这种既要强化又要控制的两难困境，学术界对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着相当多的分歧和争议。其中，强调国家应提供基本秩序和公共产品的学者往往突出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国家建设关注的核心是秩序和权威；而强调控制国家掠夺性的学者往往突出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性，因为人们一般将民主看成是控制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派学者的具体分歧。 　　强调国家建设重要性的学者认为，国家建设与民主化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在当前，我国必须首先进行国家建设，等到国家的基本制度已经建设完成之后，再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的学者有王绍光、郑永年等人。 　　王绍光是我国较早关注国家能力建设的学者，他与胡鞍钢1993年出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首先在我国学术界提出要加强国家能力建设，该书对于我国1993年末的分税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绍光在后期的研究中将国家能力建设与民主化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国家能力建设与民主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引用西方学者迈克·曼的观点，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上能够深入市民社会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有效地贯彻其政治决定的能力”，对于这些能力，民主化不但不能增加这些能力，反而可能会破坏这些能力；而没有国家建设，民主制度将不可能有效运行。他最终的观点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稳固的民主制度。”郑永年也区分了国家建设与民主化这两个概念的不同，认为“民主化往往不能成为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国家的毁灭（state—destroying）过程”，而且有一些国家建设的内容在民主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