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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彭干梓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休戚相关。它的高峰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大丰收和农民收入的高增长；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迎来了农职学校为二、三产业服务的专业的设置和发展。9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职业教育在发展中相对停滞，也与农村改革和农民收入的徘徊相对应。其起因主要在于农民工跨地域流动，他们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小规模经营基础上衍生出农户的兼业化，日益失去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特征，失去了对其子女进行农业教育投入的激励，这二者制约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进入21世纪的农村职业教育，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其主要动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与之互为因果的还有：我国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合作制”的发展与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等。这些因素影响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新任务。　　 一、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性契机　　199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最高点，近2亿人；1996年下降到1.6亿人，近年又呈上升趋势。据测算，如果非农产业和城镇不能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话，到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上升到2亿。那么多农民种那么少的地，生产效率怎么能够提高？集约化生产怎么得以推行？农民怎么能致富？它不仅阻滞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有可能使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停滞。“九五”末期以来，我国学者在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高度共识的结论：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先减少农民。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已经没有了再向后推的历史余地。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多达3亿以上。从农村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要求看，要达到城乡平衡发展，需要在未来5到10年左右内，每年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0年间要转出1.5～2亿人，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扩张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加，降低农民进入城市门槛的关键一步——户籍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取消“农转非”指标；把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与“原住户”一致，这是2001年中国城市改革的最令人兴奋的亮点之一，使城乡就业市场分割状态迅速改变。专家预测，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外，其它大、中、小城市的“户籍鸿沟”有可能在3年内逐渐填平，被准入政策所替代。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的动向，引起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具备竞争的优势。据湖南等4省2000年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未接受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42.23%，普通高中为15.99%，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只有22.56%，而且其中多数所学的专业并不与从事的工作对口。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东省由于技工奇缺，大批外来青工又无法在工作地通过正规职业教育取得技能资格，已允许职业学校招收户籍不在广东的外来青工。外来青工在工作地接受职业教育，或农村职业学校为城市培养、输送大批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落实劳动预备制度，已经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本来就具有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在时间和数量上能稳住并推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部分压力，将使这一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转移既安全又平稳，并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二、服务业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加快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　　发达国家每千人平均拥有50个企业，而我国目前每千人只有5.7个。企业数量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少，是我国城镇就业困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重要原因。随着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扩张，其细分的消费需要能形成规模化的市场和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为其中具有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优秀者，开拓了创业的天地。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的一条重要出路是第三产业。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服务业正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将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国务院办公厅在2002年1月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加快服务行业的人才培养，特别要加快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有计划地在现有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有人计算，如果每个城市新迁入的10万人口中有5%，也就是说5000人去创业，每个人雇佣20名工人，就业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如果为进城办企业或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