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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转轨过程中政企关系 　　[摘 要]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毋宁是总在调整之中。金融危机为我们看待这个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国企转轨中的政企关系，或许能给我们应对时下的困难带来有益的启示。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即诸城改制的分析认为，国企转轨是一个贯穿着矛盾的既变化又连续的过程，其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而转轨本身则需要政府的参与才能完成；即便是转轨后的企业，政府的适当监管和推动仍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国企转轨；政企关系；诸城改制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 018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 0029- 02 　　本文通过诸城改制来探讨国企转轨过程中的政企关系。国企转轨是一个贯穿着矛盾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国企转轨改制本身则需要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才能完成；再者，即便在完成改制的企业，政府对企业的适当监管和推动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 　　1 政府是诸城改制的发动者和推动者 　　诸城的国有企业都是归诸城市政府直接管辖。诸城的国企产权的两次改制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尤其是第一次改制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发动下进行的。 　　（1）政府是国企改革的发动者。直接引发诸城国企改制的是1992年诸城市政府的清产核资，他们真切地为国有企业中的严重问题所震惊。市领导认识到，造成企业现状的原因不是职工有问题，也不是管理者有问题，而是制度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效益不好的状况，只有从国有企业的制度入手，通过创新，改变现有的体制和制度。 　　（2）政府是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方案的制定者。在诸城第一次改制时，市政府提出了多种改革形式，最后改制的主要形式采取的是股份合作制，大多数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先出售、后改制、职工内部持股”的形式也是政府提出的。改制的常设领导机构是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推行股份制工作领导小组，这两个机构都是由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 　　（3）政府搞好???套改革和服务。诸城市为适应企业改制，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在工业主管部门方面，先后撤销了5个企业主管局，强化了经济委员会；在商业主管部门方面，撤销了商业局、物资局，强化了商业委员会，减少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社会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试行工伤保险制度。 　　综上所述，在诸城企业的第一次改制中，政府发挥了决定作用，这是改制得以进行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这个改制并非完美无缺，正如黄少安所指出的，“这种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确实容易产生负作用。诸城改革的许多环节上，都有‘一刀切’、‘赶进度’的现象。”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诸城改制的成功实践也告诉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实现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而诸城市政府很好地履行了这样一个功能。 　　2 改制实现政企分离 　　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在展开初期必然是行政权主导下的改革，但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所以国企改制决定了这种改革同时也是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企业产权改革是实现政府转换职能和政企分开的关键。政企分离即政府退出对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对这样一个失去自身权利的改革，政府如何有动力主动去实行？ 　　对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制改造，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实践中，存在一个政府“退出成本”问题。这种“退出成本”，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费用。诸城股权改制后，尽管诸城市政府为了有效地防止因改制而弱化对企业干部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仍然管理着改制后企业的人事权——对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安排权，公司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之前，组织、人事部门会同主管部门到企业进行民主测评，帮助酝酿候选人，然后按照程序选聘。但股份合作制改革后，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无限责任和企业对政府的无限依赖关系，政府不再直接涉足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活动，企业由政府命令的计划式经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可以说诸城改制一次性地实现了国有与国营的双重脱钩。已推行了多年而未见真效的政企分开，在诸城产权改革后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之后，企业拥有了经营自主权，具有了应变能力，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的主体。这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总之，对于诸城市政府在第一次改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效果，大家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对于他们在二次改制中的角色就有争议了。 　　3 政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