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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状况调查与思考 　　【摘 要】本文在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基础之上，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按照职业分类标准，对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认为福州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其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并不是很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应呈多样化。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调查；思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从温饱走向小康再走向富裕，逐步形成收入橄榄状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在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是，收入增加的同时，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否也相应成比例的提升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择福州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为调查对象，研究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状况的是否匹配，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调查其收入与幸福感的现状以及相互关系，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为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借鉴，也对同类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分析 　　国外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较早，也相对比较全面，国内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大都是集中在对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统计分析，只有个别是直接针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大都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收入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不少学者得出差异较大的结论，认为收入只是影响主观幸福感诸多因素之一，主观幸福感受到国家、地域、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等众多因素影响。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1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收入更高时，人们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也就更强，但此效用相对低收入群体要比高收入群体大得多。2000年Schyns 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对比较理论及个人特征理论，建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研究证明了此观点。同年，Dieneretal在加尔各答对贫穷人群研究中发现，个体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 　　1.2收入仅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其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有限 　　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一个最高极限，一旦达到这个极点，收入的增加将不会使幸福感产生变化。Graham and Pet-tinato （2001） 发现，当收入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会变弱。Cum-mins （2000） 分别分析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及高收入组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高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135；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系数上升到 0.257。以上研究刚好和美国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1974）有关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标研究结果相吻合。他的结论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非直线型的，而是存在一个临界点，呈U型关系，即在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收入是其快乐的主要影响因素，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但是，相对于中高等收入群体来说，收入的增加反而伴随着“快乐收益”快速递减现象，在较高的收入阶段，收入与幸福感的曲线关系几乎趋于水平状态，即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 　　1.3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 　　决定主观幸福感除了收入等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例如健康、家庭生活、年龄、业余生活、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社会价值导向等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2012年，广东省调查过群众的幸福满意度发现，民众认为在影响其幸福感的各因素中，家庭生活、健康、人际关系等项高居首位，而后才是工作稳定，收入增长，富余的业余时间，第三是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日益改善；最后是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等体制。 　　2.数据来源及调查结果描述及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取得，结合福州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平均收入水平，确定以收入水平和职业为划分依据，选定问卷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选出福州地区人均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区间内的群体为样本，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司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如会计、律师、医务人员、记者等）、个体经营户和其他职业的人群为主要受访者。本次调查问卷共设置十个客观题目和一个主观表述题，主要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有关受访者的收入现状、收入满意度等；二是有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