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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外廉政管理制度建设研究和启示 　　众所周知，腐败被誉为社会发展的癌症，因而从古到今，各种政权都把预防和惩治腐败作为亟待遏制和解决的头等大事，反腐倡廉举措也层出不穷。而且随着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腐败行为也向多元化发展，反腐倡廉工作难度逐步上升，各种反腐措施中，制度反腐历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制度创新是最直接的办法。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在反腐倡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制度反腐的思想贯穿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中。 　　1.古希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这一时期伴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萌芽，产生了原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他的正义观不仅具有哲学、伦理含义，还具有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独特含义，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高尚的人，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限定，这些限定蕴涵了最早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他晚年创作的《法律篇》中不仅对法律做了有限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分析，而且还涵括了一些政治共同体和人类生活整体存在的根本原则，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渊源，他也由《理想国》中主张“以人治国”转变为“以法治国”。他在《法律篇》中设置了许多细致而有趣的制度，这些制度进一步体现了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想。柏拉图从《理想国》中强调实体正义，到《政治家篇》中明确法制，到《法律篇》中强调依法而治，在法制的大框架下构建了混合政体这一全新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柏拉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1]。此外，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主要著作《政治学》中大力倡导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他从立国以廉、选官以廉、育民以廉和以法倡廉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一整套廉政制度思想体系。他明确指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2]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些思想家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作为世界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耀眼火花。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古罗马的廉政制度体系 　　与古代希腊相比，罗马在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方面显得相对贫乏，因而没有能够产生像古希腊那样具有创见性和启迪性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尽管如此，古罗马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体现于它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它为古代世界提供了最系统和最完备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与政治制度中凝结了反腐倡廉制度思想。古罗马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在他的代表作《论国家》和《论法律》著作中从国家政治、法律、管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反腐倡廉主张，如分权制衡思想、法律监督、廉政官制等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包含了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想，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财产，提倡节俭。[3]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公元前234年—149年）是古罗马廉政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家，他在代表作《农业志》中反对奢侈腐化，提倡节俭；认为政府官员应当廉洁、简朴，不管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执行公务。为了制止当时奢侈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加图通过间接对奢侈品课以重税的方式进行改革，用此来改掉奢侈浪费的习尚。加图从政期间对官场腐败和贵族们的腐败劣迹的一系列措施，实质上就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举措，挽救了日渐腐化堕落的罗马，成为罗马廉政史上光辉的一页。[4] 　　3.中世纪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想 　　古希腊和古罗马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主导思想是法制思想，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人类一切的主宰，从《圣经》中发挥出来的政治思想和罗马帝国末期形成的奥古斯丁的“双城论”是这一时期政治领域的基本纲领。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整体文化水平发展地下，法律地位被《圣经》取代，所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并没有独立的理论形态。尽管这一时期被称为“黑暗时代”，但人们对正义的探索从未间断，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思想进行了整合和复兴，系统地提出了具有中世纪特征的自然法理论。他在《神学大全》中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韧列为人类的四大美德，这些美德伦理概念深蕴着古典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想。 　　到中世纪末期，意大利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针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提出消除和防止腐败要依靠领导者的自律为公民做出良好的榜样，依靠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依靠有效的监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等等；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依靠改革来防止腐败的思想[5]。马基雅弗利提出得一系列消除和预防腐败的措施，对西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产生